小雷（化名）的脸色很苍白，坐在洁白的病床上，淡淡微笑。

　　床头柜上有一株万年青，插在矿泉水瓶子里，午后的阳光洒在上面，让病房多了一份生气。两个月前，小雷被送进福州某医院时，几乎只剩下一口气。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看上去精神不错，嘴唇已有血色，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然而，就是眼前这样一个令人心疼的脆弱女孩，命运之神却三番五次地捉弄她，让她一次又一次地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苦日子的盼头

　　小雷是畲族人，老家在宁德的大山深处，全家只有一亩农田。父亲常年在外做水泥工，刚够一家五口填饱肚子。小时候，小雷成绩很好，但是14岁那年，父亲说什么也不让她读书了，“你知道吗？当时我就差40元钱，上不了初中！”

　　小雷三姐弟之间都相差3岁，大弟弟从小和小雷最亲。小雷的辍学就是为了能让两个弟弟继续上学。辍学后，小雷先跑到镇上的小饭馆里当洗碗工，每个月挣140元钱;后来又给人家当保姆，然后再南下广东打工。

　　不幸的故事是从2001年开始的，那一年，19岁的小雷来到广州的一个服装批发工厂打工，一个月能赚1200元，往家里寄1000元给两个弟弟念书，剩下的钱仅够她吃饭。在两年的打工生涯里，青春活泼的小雷认识了王飞（化名），两人很快坠入了爱河，而且很自然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同居了。王飞答应她，到2007年小雷弟弟大学毕业工作后，两人就结婚。

　　“我和妈妈说，到2007年，我们家会过得很幸福。”小雷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晴天霹雳

　　2004年，王飞忽然住院，他告诉小雷，自己得上了肺结核。为了避免传染，不许小雷去看他，只是每天在吃饭时间打电话和小雷联系。这样的日子很快过去了一年。2005年中秋，小雷终于按捺不住思念，煲了一锅猪肺枸杞汤送去。

　　在隔离病房外，看到瘦得不成样子的男友，小雷心疼得落泪。通过电话，王飞告诉她：“医生说快好了，明年出院就和你结婚！”小雷直点头。她照旧拼命干活，供两个弟弟读书，对男友思念不已。

　　今年年初，王飞的电话少了，最后一次通话说自己在动手术。直到5月的一天，王飞的表弟打电话说：“雷姐，我哥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小雷还以为他在开玩笑，打趣说：“王飞出国啊？很远很远的地方有多远？反正明年要回来和我结婚。”表弟沉默了，又说，表哥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去了。

　　当时，小雷才下班，一个晴天霹雳让她天旋地转，怎么回到住处也记不得了。表弟离开时还告诉小雷一个更吓人的消息：王飞真正的死因是艾滋病，临走前还一直愧疚对不起小雷。表弟提醒小雷快去做个检查。

　　接下来的事情，让小雷感觉天要塌了———检查后发现自己也感染了艾滋病毒，回老家住进医院后，小雷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清晨醒来，枕头都湿成一片。

　　在病床上，小雷含泪告诉记者，等自己出院了，很希望能去广州一趟，给王飞烧纸钱。“不要笑我，我挺迷信的。我一点都不恨他，我很想他。现在他怎么染病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两年他一定很痛苦，我很想他。”

　　生活的希望

　　小雷南下广东后，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弟弟终于进了大学，小弟弟也上了福州的一所中专。

　　“两个弟弟都很争气，我们家在那里最穷，孩子却最有出息！弟弟在学校成绩都很好，我一直说，多花一点钱吃点好东西，男孩子身体要棒，他们都不肯。”说到弟弟，小雷又是满脸泪水。

　　如今，姐弟三人的合影就压在小雷的枕头下面，上面斑斑点点，都是泪痕。父亲是个很偏激的人，穷了一辈子，也苦了一辈子，突然间女儿患上了这种病，竟然垮了。小雷住院2个多月，父亲一次也没来探望过。最后，还是妈妈拖着严重风湿的身体，日夜照顾着女儿。小雷一脸的凄凉：“我跟我爸说，我好早就想死了，剩着一口气，就是放心不下弟弟和妈妈。”

　　大弟弟也是最早知道姐姐病情的人，“他没有嫌弃我，让我到福州看病！”小雷念叨着。她曾经一度绝望，问弟弟：“姐要死了怎么办？”弟弟一字一句地告诉她：“下辈子，我还当你弟弟！”

　　就为了这句话，小雷从绝望中走了出来。但是，弟弟回校后立即向班主任提出辍学，要把7000块学费腾出来，给姐姐治病。于是，学校来电话询问，知道消息后，小雷生气了，第一次冲着弟弟吼：“你要是不读书了，我马上把管子拔掉！”最后，弟弟妥协了，在学校的帮助下，申请了助学贷款，才算把学业继续下去。

　　20年后的约定

　　小雷的主治医师告诉记者，小雷仅仅用2个月的时间就恢复到了别人3年才能恢复的水平。“送进来的时候，她的肺已经没有声音了，但是她很坚强，再苦再痛都很配合治疗，你看现在气色也不错，病情算是控制住了，随时可以出院。”可医生表示，就算出院了，小雷也要终身服用专门的抗病毒药，避免去人群密集处。那些专门的药是国家免费提供的，但是其他相关的药就要自费了，这个对他们家来说，是一个实在无法承受的负担。

　　小雷现在最怕的就是熟人的眼光，“在很多人眼里，染上这种病，肯定是自己生活不检点。”小雷说，即使在住院，偶尔也会有几个保洁员和其他病房的人，在打听自己的过去，“我很想告诉他们，我是个好女孩！”

　　小雷说，自从得了艾滋病，她就把自己隔离起来了。“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了，但我又不甘心。我心里好苦，可我说不出来，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跟谁说！”

　　“以前，我只是听说过艾滋病，从来没想到会落在自己身上。这种病是好不了了，我得一辈子忍受着。我还想结婚，我还想生孩子，可是现在，全都办不到了。”

　　小雷的主治医师也坦承，尽管目前对艾滋病人的看法，从整体来看，越来越宽容、越来越理解。但是，作为一种高危传染病，“谈艾色变”仍然是社会的主流。从医学上讲，目前可以用药物来控制艾滋病的发展，但是艾滋病人的康复需要更多的来自社会和亲人的关爱。恰恰在这一点上，小雷这样的病人显得格外可怜。

　　小雷一再坚持记者在文章中使用她的真姓，“我不喜欢，自己是故事的主人公，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结束采访时，记者跟她约定，好好活下去，20年后，再给她写一篇《20年，艾滋病女孩快乐走来》。“好啊、好啊！”小雷又习惯性地捋了捋额前的刘海，“那时再给我拍张照，你会看到一个真正少数民族打扮的我。”说这话时，小雷笑得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