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家乐（4岁）、孔家希（2岁）、孔家贤（1岁）围着妈妈宋纪想打转。宋纪想照顾患病的公公婆婆之余，拼贴麦茬画，挣每小时一块五毛钱，贴补家用。

　　站在新一年的头上，又到了给刚刚过去的一年认真地画上句号的时候。

　　每年的这个时候，打开硬盘里的图库，对着显示屏，浏览经历过的又一个365天，总有些事情需要被记住，总有些感情愿意去重温。

　　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

　　我在那里度过了2009年11月的最后几天，与村民聊天相处，采访拍图。一个人。

　　2009，我似乎特别与雪有缘。在北京，空军60周年庆典因大雪一再延期，为此在首都逗留了整整10天，完成了计划外钱老追悼会、华北大雪等一系列采访。而在文楼，27日的一场大雪让我幸运地遇到了最关键的采访对象——孔春义。

　　先前因为任务仓促，准备的背景资料里并没有老孔的材料。27日下午，在村头与几位艾滋病患者聊天时，因为大雪而无法出去上班的孔春义出现在人群中，更为巧合的是，当他知道我来自上海，他报出了一位我也熟识的同行的名字。

　　患病前曾多次外出打工的老孔谈吐得体，思路清晰，这10年来，他一直尽最大的努力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并坚信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尊重和理解。和先前听到的家长里短不同，在老孔的言语中，我强烈地感觉到一种信念，用他的话说，就算生命明天就要结束，今天我也会顽强地活着。

　　之后的事情开始变得顺利，通过他，我了解并找到了村里其他抱有希望并付诸行动的艾滋病患者。在他的引荐下，我从一个陌生人，变成了受欢迎的客人。结束采访天已全黑，不少村民意犹未尽，提出可以去他们家留宿。更有一个老妈妈，看到我穿着单裤瑟瑟发抖，硬要让儿子去翻出新的毛裤给我套上。虽然我婉拒了他们的好意，但村民对我的态度从防备到接纳，着实可喜。

　　这些，都得感谢老孔，所以当他惦念起他正在东莞打工的一对女儿泪流满面时，我拨通了那边朋友的电话，嘱咐他帮忙留意这姐妹俩，“她们的父亲是我的大哥”。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是村卫生所的张大夫。

　　初进文楼的时候，在村里我无法分辨村民是否感染了病毒，又觉得直接询问对方是否患病实在太过残忍。为了和更多的艾滋病患者接触，我在张大夫的诊室等候了一个下午，记住了许多张艾滋病患者的脸和称呼，为之后的采访打下了基础。同时，张大夫在给病人看病的空隙，以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身份，给我非常详尽地介绍了情况。

　　我始终记得张大夫问我的一句话：“他们递烟给你，你会不会接来抽？刚来时，我可不敢抽。”说实话，当我接过村民递来的烟，我并没有想到那么多，可经张大夫那么一问，那一瞬，心头还是有些东西闪过。这件事给我带来的感触颇深，因为村里完全看不到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和疏远。大家都以相同的方式生活交往着，当我战战兢兢打听村里的病情时，就会有人大大咧咧地拍拍胸脯说：“我们几个都有艾滋病，有什么事情问我们就行啦！”周围无论有没有感染的村民就会发出善意坦然的笑，眼里满是真诚。

　　所以当编辑问我，能否写一篇博，并配上一张艾滋病患者“那样”特写的照片时，我微笑着在心里拒绝了。也许那样的文楼、那样的艾滋村更符合人们心里的那个“真实”，能让没有去过但希望了解的人们最大程度释放自己的怜悯和善良。的确，我们看到过太多当时重病患者的照片，看到了太多无法背负的沉重。可我所看到、听到、感觉到的，除此以外，还有更多别的东西。正如我在报道的结尾描写的那段风景：“……离开村庄的时候，前些天的积雪已经开始融化，绿油油的麦苗静静地等待阳光雨露的滋养。迷雾正在散去，远方的路变得清晰。明天，该是晴朗的。”

　　这是结束采访后，文楼留给我最后的真实的画面。它和我在那里经历的采访一起，定格在2009年，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