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材单薄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田喜站在法庭上锁的铁栅栏里，作为被告人，他缓缓展开手中的一块黑布，那是一个黑头套，他双手撑开，举过头顶，向身后展示。旁听席上，顿时传出了哭声。

　　也许他没有时间了，无论是否能走出河南省新蔡县，还是艾滋病感染后生命的期限。他的名字，谐音是“添喜”，这个名字，几乎成为他生命中辛酸的反讽。这个受过18年教育、有6年访龄的23岁年轻人，哭着做出了最后的陈述：“希望中国因临床用血污染事件中生命受到损害的尊严得到维护，希望事件发生的源头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我是无罪的，我选择上诉。”

　　2010年9月21日，田喜故意毁坏财物案开庭审理，这是一张让新蔡县领导和卫生部信访办都不陌生的脸———脸上有一些红褐的斑点，脸颊消瘦，尽管刚刚大学毕业，但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中年人。曾经的屈辱和酸涩，似乎都写在了过早衰老的面容上，一如他曾对父母说过的：“一个60岁的老人也没有我受的委屈多……你们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一家就他输过血”

　　“你家孩子就是用脑子用太狠了！”邻居们老开田喜的玩笑———这个已经上了高中的男孩子，三天两头还是感冒发烧，淋巴结肿大，成天病着，没有好过5天，贴膏药，输液……母亲陈明贵说过：“我说田喜呀，咋那么多事，成天的病！”田喜开玩笑说：“妈唉，你就要钱不要人。”

　　虽然老喊脑袋发胀，眼不得劲，田喜还是舍不得请假，夜里去输液，“他在班上考了第三名都哭哭啼啼的，最低都得第二名。”孩子病得最厉害的时候就是高中最后一年，脑子胀，眼模糊，早晚拉肚子，老发低烧，母亲只要摸到他手心里热，不要三天就得去找医生，“母亲记得有个检验科的医生还说：“咦，这孩子的血相咋恁高吔？血相2000多，是不是败血症？”

　　母亲琢磨：“他太瘦了，我给他买个皮球，叫他去练习练习。”

　　最后，田喜的病竟是在无意之中水落石出的。2004年7月，县上卫生防疫站和血站普查艾滋病，母亲说田喜咱去检查检查，反正是不要钱，有病了咱就早治，没病了咱就早防。

　　母亲带田喜去检查的时候，孩子父亲田德民说“咱家咋会有那病！”

　　1994至1996年，田德民都在古吕镇新华街道居委会工作，帮助统计卖血的人数，凡是这三年有过卖血史的，都要通知他们去县卫生防疫站检测血液。田德民那时未曾想过，这跟自己家有什么关系。

　　母子俩一起去检查的，结果是母亲没有孩子有———“我们一家就他输过血！”父母这才认定——— 田喜是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毒。

　　输血，那还是1996年，田喜在古吕镇一小上学，刚入三年级。打闹的同学推了他一把，头上磕了一个包。

　　母亲记得，“孩子哭着回来了，我摸着他头上的大包，看也没有淌血，想着孩子睡一会就好了。”

　　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一检查，说是轻微脑震荡。需要输血。母亲回忆，“当时就把我吓晕了，我说咋能给孩子磕恁狠呢？”当时刚从河南省医学院毕业两年的朱焕春医生（现驻马店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医生）说，给孩子输血，孩子恢复得快些，要不耽误他的学习。

　　田喜当时住院花了1000多元，因为学校买了保险，保险公司当时保留了全部的治疗收费单据，为田喜赔偿了600多元。这些收据显示，从1996年3月5日到3月12日，作为治疗的一部分，9岁的田喜接受输血4袋，共800毫升，费用总额为272元。

　　艾滋病检查结果出来，是2004年7月，田喜刚刚结束高考。孩子的声音撞着父母亲的耳朵，从前他说，“我下决心，要在全年级拿第一名”，有一次真的考了全年级第一名，满分900分考了860多分，他回来说：“我终于实现我的梦想啦！”……

　　“我尊敬的张英才老师，我即将和你永别了……”田喜开始给亲戚给邻居给老师给同学写遗书。虽然他的分数是528分，却连学校都没有报。

　　“孩子当时不吃不喝，经常哭，夜里不睡觉，写资料，写遗书，写了撕，撕了写，反复地。”他写了遗书，夜里偷偷地不睡觉，母亲到外头看看，说：“田喜，你咋还不睡觉？”孩子哭，说“我眼泪都哭干了。”

　　母亲还问他，你是不是心中有人？他说，有。

　　2004年9月，田喜得到了一张编号为896号的“新蔡县艾滋病人员证明”。病一检查出来就要吃药，药是县卫生防疫站开的，两个月后，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进一步检查，田喜合并有乙肝和丙肝。

　　同年11月1日，17岁的田喜跟随本地艾滋病患者一起上访，为了寻求合理的赔偿和救助，他第一次在卫生部信访办登记。

　　这时候他才慢慢知道，新蔡县是驻马店市继上蔡县之后的另一个艾滋病高发县，2004年4月，卫生部公布了首批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包括上蔡县、新蔡县等（新华社2004年4月6日报道）。上世纪90年代初，河南境内出现兴办血浆产业经济，1995年国家整顿血浆市场，其后不久河南血浆艾滋问题曝光，已祸延之后的一两年，而医疗临床用血或许更为久远（详见高耀洁《中国艾滋病调查》）。

　　“只有上学一条路”

　　挣扎着，田喜又想着上学了。

　　他说：“妈，现在我也没有钱瞧病，我坐着等死，也是要死。我长大了干活没有劲，我只有上学一条出路，我不上学就没有出路了。”

　　2005年，复读了3个多月后，田喜以508分被北京城市学院录取。

　　当时父亲田德民要去送他，孩子不让送，“那还要掏路费，省下钱给我，我还能上学用。”

　　去北京之前，田喜存了几十张奖状，刚刚得知病情时，他就让母亲把奖状都裱了起来，带在了身边。他对母亲说：“妈，我要是以后有了意外，这些奖状你还可以留下来做个纪念。”

　　田喜上大学之后的事，都是他后来一点点告诉家里的。

　　去了北京的学校，他不能参加军训，老师问他为什么，他说了实话，输血感染了艾滋病，体质弱，受不了。老师也劝过他，上学吃力，身体恐怕支持不了，田喜坚持要上学。老师说那你就不能住集体宿舍，你长期吃药，肯定要引起同学们的怀疑，要是知道了，对你的压力更大。老师帮他联系了现在住的房子，那是一个9平方米的地下室，距离学校十几分钟路程的昏暗地下室。母亲后来到北京看病，他连住处都不让去瞧瞧，“他给我说那屋里只能住一个人，我知道他就是怕我们看见难过。”

　　田喜每年的学费是1.4万元，新蔡县政府共从县财政提款3.9万元，支付了学费的80%，田德民每次去领钱，都写下“艾滋病人生活补助”收条。田喜生活费和看病都是自己掏钱，后来母亲才知道，儿子在学校扫地，一个月有50元钱。

　　“他在北京，可能有一天，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不知道何时开始，父母在心里悄悄做好了这个准备。上大学之后，田喜买了一部手机———他对父母亲说过：“我的手机只要还响着，就证明我还活着。我的手机要是断了，那恐怕就找不到了。”

　　那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诺基亚手机，不带彩铃，用了好几年，已经都破破烂烂的，看不出啥颜色了。除了2010年3月打不通，这部手机从没有断过，24小时开着，母亲任何时候打都是通的。

　　在电话里，田喜哭过，有时候身体不舒服，心里确确实实难受狠了，他就说：“不要说了……”伤心地挂掉，不再跟父母说。

　　他曾说过，“爸，妈，你们不知道在北京的6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今年23岁，一个60岁的人也没有我受的委屈多……”

　　因为在北京上学，田喜目前户籍身份证件均注明为北京市。2009年毕业以后，父母每个月给他寄2000元钱。田喜不是没有找过工作，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一份求职信，除注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份之外，还写道，“需求如下：月薪1000元以上……”他在北京的地下室房租为700元。

　　朋友曾问起工作的事，田喜说，“……没人敢要。”

　　今年春节，他好不容易回了家，姐姐也从外地回来，母亲就说，咱照个全家福吧。田喜把母亲给他买的西装翻出来穿上，那是上大学之前买的，花了70元钱。照片上只有他紧抿着嘴角，旁边写着“SW EET EV ER Y D A Y （甜蜜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