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教授您好。针对艾滋病的防治，从法律与公共政策角度应该是怎样一个应对思路？在今天大多数人都已经意识到还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和药物的情况下，艾滋病作为一种后果比较严重的流行病，从整个社会的支付成本来说，是防略胜于治略吗？而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地预防艾滋病、控制其传播进程，是不是必须依赖于强有力的相关法律措施和公共政策的出台？

　　李楯：艾滋病问题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相信经过艾滋病２０多年来在全球的蔓延和发展，每个人心里都会有明确的答案。我个人有这样一个观点：艾滋病问题使很多社会问题明朗化，并把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凸显了出来。

　　从世界各国防治艾滋病的历程来看，艾滋病问题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艾滋病，要想解决艾滋病问题，有很多相关的问题需要一并解决，如社会不公问题、贫困问题、歧视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等等。所以说人类与艾滋病问题的斗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观念和社会现实的变化都不是一朝一夕的。

　　从目前看，尚没有针对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治疗手段，因此预防艾滋病、控制艾滋病的传播是整个社会更加紧迫的任务。防略与治略，至少是并重的。在全社会范围来创造一种非医学的环境和氛围，使艾滋病在传播的速度上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一工作若没有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将很难有多少成效。中国政府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官方总结出来的适合中国特点的艾滋病防治原则是：“预防为主，宣传教育为主，防治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