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不是一个新闻，而是旧闻，故事发生在2006年春，德国柏林夏里特医科大学的肿瘤学家吉罗·胡特遇见了一名40岁的男性患者。这名患者已服用抗艾滋病病毒药物4年，他的血液里检不 出病毒艾滋病治愈，免疫系统也相当的完好。但是，他有另一个不相干的问题：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这是一种正在威胁其生命的血液癌症。胡特对这名患者进行了好几轮的化 疗，但7个月后，白血病又复发了。下一个选项是干细胞移植，但移植工作要先于会杀死其免疫细胞的药物疗程，这个危险的过程称为消融。虽然移植的干细胞将来 自免疫匹配供体，但患者本身的一些免疫细胞可能还保持着活力，因此排异反应仍然是一个风险。医生必须用其他危险的药物尽量减少排异反应。在患有该名男子同 样疾病的患者中，有1/3的人过不了消融这一关。

虽然胡特不是艾滋病专家，但他知道，在约百分之一的欧洲血统的人身上可发现一个基因变异，这个变异会使他们的CD4细胞对艾滋病病毒具有高抗 性。此一突变会削弱第二受体CCR5，病毒会利用CCR5与CD4一起建立一个感染。胡特尔告诉他的患者，如果医生能找到一个具有这种CCR5变异的干细 胞捐赠者，那么在理论上，即便不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患者的身体也能控制剩余的艾滋病病毒。“我告诉他，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也许我们会得到一个 摆脱艾滋病的机会，”胡特回忆道，“他说，‘我不关心这个，我没有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方面的问题。’他害怕的是他的白血病。”

2007年2月，这名患者改变了主意，胡特和他的同事对患者实施了带有变异CCR5的干细胞移植手术。该名男子接着停用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他 的艾滋病病毒水平依然检测不到，但大约两个月后，医生却再也找不到潜伏感染细胞的踪迹。一年后，患者的白血病复发，他接受了全身辐射消融，然后又进行了第 二次干细胞移植。到今天为止，这名患者仍然很健康，胡特和他的同事没有检出他的艾滋病病毒水平。患者的样本甚至被发送到希利西亚努的实验室和美国一些拥有 最灵敏分析设备的地方，检测结果和胡特的无异。

大部分有基本的分子生物常识的人看完以上过程后，马上就明白这不就是普通的骨髓移植治疗白血病罢了，只不过这个'The Berlin Patient'幸运的移植到能够抗拒HIV感染的的骨髓罢了。

相信大部分的临床医生都知道'The Berlin Patient' 其实不是一个AIDS患者，他只是一个携带者，并未进展到发病的阶段，这是他幸运的地方。

同时他准备治疗白血病的时候，有个非传染医院愿意接受他（在中国，这个基本不可能），他很幸运。

接着找到了吉罗·胡特——一个有心要做HIV携带者CCR5骨髓移植的研究者，又很幸运。

最幸运的是，'The Berlin Patient'竟然能和CCR5骨髓捐赠者配型成功，这简直是中了彩票。从上文中我们得知，'The Berlin Patient'做的的俗称的“大移植”，而且是异体移植，这是配型要求最高的。

而且他做了两次移植都闯过来了，血液科老师都把进移植舱称为“闯鬼门关的”，更厉害的是他仅仅术后隐藏在其他系统，如消化道，肝脏里的病毒并未复制。

由上可知，'The Berlin Patient'其实是一个幸运到极致的幸运儿——异基因配型的相合的概率在1/100000，CCR5欧洲变异率 10.3%，急性髓系白血病异体骨髓移植无病生存率50%，这些再相乘艾滋病治愈，至少是千万分之一。

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The Berlin Patient'有且仅有一例。

虽然主流的医学杂志在长期观察之后肯定了'The Berlin Patient'这个病例的真实与有效性,见Evidence for the cure of HIV infection by CCR5Δ32/Δ32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BloodMarch 10, 2011vol. 117no. 102791-2799 ,但是谈攻克AIDS的确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