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点30分，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市区分部）7号楼209诊室内，不时可见病人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这里是艾滋病门诊。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我们和从事艾滋病治疗已有15年的感染与免疫科主任医师刘莉聊了聊。这一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起起伏伏的新冠疫情中焦虑地生活着。辗转在新冠和艾滋病两个战场之间的刘莉，都经历了些什么？

从呼吸科转到感染科，病人需要救命的医生

刚开始学医，我没想到自己会选感染科专业，更想不到未来有一天会和艾滋病人打交道。直到读博士时，我还是一名呼吸专业的医学生。

后来，医院有一次公派学习机会，留学归国后主要治疗艾滋病患者。当时，报名的人很少，我有过犹豫，从呼吸科跨界到感染科，我担心自己做不好。

夜里，我辗转反侧，想了快一夜，最后说服自己，也许刚开始的路比较坎坷，通过努力还是能做好的。

刚开始接触艾滋病患者，我也有些担心和害怕。不过，这种担忧很快就消除了。因为在掌握了更多专业知识后我发现，社会对于这种疾病的恐惧远远大于疾病本身；另一方面，我觉得，不管是什么疾病，每一个病人都需要有看病救命的医生。在医生面前，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

2005年，我转型成了一名艾滋病医生。

在诊室里，我见过形形色色的病人，来这里的人往往是两个极端。有的人玩世不恭，仿佛只是来看感冒发烧这类小病；有的则惶恐不安，夏天都要包裹得严严实实，深怕别人认出自己。

有些病人很抗拒治疗，你说什么他都不听。有人已经确诊了，但就是不愿吃药，打算放弃治疗。每次遇到这样的病人，我真的很着急，甚至忍不住发脾气，可病人还是调头就跑。

这两年，我感受到医生和患者间的关系有了点变化。

“医生，这病我不懂，你让我怎样我就怎样！”随着艾滋病科普宣传的扩大，病人虽然不懂这个病的状况，却愿意无条件信任医生。能够被他们这样依赖，我觉得就是做医生工作最大的幸福。

疫情最危险的时候，我听到了熟悉的乡音

2020年，我压根没想到，因为疫情，我又换了“战场”。

已经有两个春节没回老家武汉过年了。出票成功后，我马上就给家里打了电话。电话那头，两位老人开心地像孩子。

可是不久，武汉传来消息艾滋病人自述，出现了不明原因肺炎。我心中隐隐不安，同时很焦急。我的家人大部分留在武汉，父母家离疫情暴发的华南海鲜市场仅有3公里。那一周，我度过了从医以来最忐忑、无助的几天。

“这段时间希望大家坚守在岗位上。”当医院领导这样告诉大家时，我立刻明白，要打“硬仗”了。可我实在放不下老家的爸妈，就和医院提出想去援鄂医疗队。只是当时的情势下，上海也很需要医务人员。所以我不能走！

2月11日，我收到通知，第二天进隔离病房。在“里头”，每天都忙着看病历、写病历，协助专家组会诊，抢救危重症病人……忙！累！忙起来，我会短暂地放下对家里的各种担忧。可是只要一休息，整个人又会马上被武汉的消息填满。

“医森（医生），我老特儿（爸爸）克（去）哪里了？”有一天，我竟然在病区听到了熟悉的武汉话。是老乡！

小徐一家九口刚从国外旅游回来，结果八个人“中招”。

“老爷子病情稍重点，有医生在，你放宽心。”之后每天查房时，我都会跟小徐聊聊他家人的治疗状况，聊起武汉这几年的情况……渐渐地，小徐的焦虑情绪缓解了下来。

没过多久，小徐一家顺利出院。不久前小徐告诉我，他正常工作了，父母恢复得不错。

两次进隔离病房，他们还在门诊等我

2月12日，我第一次进入隔离病房，在里面工作了两周。3月底，我又一次进入隔离病房工作，这回长达一个月。

“刘医生，你什么时候回门诊？”

“刘姐，在隔离病房里一定要保重身体。”

看着微信群里近百条未读信息，我心里百味杂陈，不知该哭还是笑。

我的手机里有一个病友群，里面都是我看诊过的艾滋病患者。相较于“病人”这个称呼，我更喜欢称他们为“病友”，因为我是从心底里把他们当成朋友。

病友们知道我支援隔离病房的事后，不少人发来消息，叮嘱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5月，我回到门诊的第一天，心里说：终于回到“家”了。而我的“朋友们”也迫不及待地赶到门诊来看我。“刘医生，你可回来了！”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里暖暖的。

无论在什么样的年龄，都可以再成长

还有一个月艾滋病人自述，2020年就要过去了。如果让我自己来总结这一年，我想用“成长”两字来概括。

这一年于我而言，就是再一次的成长。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年龄，都可以再成长。

这一年，我辗转在隔离病房和普通门诊间。最近上海又出现了散发的本土病例，我也做好了第三次进隔离病房的思想准备。

这一年，对大家来说是很糟糕的一年，但是一切都在好起来。

作为一名医生，不管是在隔离病房还是门诊，只要病人有需要，我就能挺身而出。这是我的价值。

我真的很爱这份工作，我希望能为之成长一生，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