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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艾滋病日:艾滋病在中国蔓延的态势,是如何被遏制住的?

世界艾滋病日

2020年11月30日,在河北石家庄新乐市实验小学,学生展示自己创作的预防艾滋病创意宣传画和红丝带。(IC Photo/图)

四月新冠肺炎疫情解除封锁后,“城堡”来了第一位“客人”,陆风招呼对方坐下,开始了检测前的准备。他戴上手套,用一次性采血针将采集的血样滴入试剂板。

陆风是艾滋病防治与患者关怀的公益组织“城堡公益”的负责人。在等待结果的十五分钟里,陆风详细了解求询者的既往性史和健康状况。“本次结果提示当前你是健康的,使用安全套是一个好的习惯,要坚持。”

在泉州,“城堡公益”有三个检测点,提供一对一的匿名检测。一旦被快检出阳性,陆风会带对方前往疾控中心再次采样,进行确证实验。这也是疾病控制的第一步,需要陆风这样的“病毒猎人”找到潜在感染者。

“在扩大检测的推广上世界艾滋病日,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办事处项目官员郭巍告诉南方周末,包括免费检测在内,2003年起中国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控制艾滋病的快速蔓延起到了关键作用,很多政策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并不断发展。

自1996年进入中国以来,协助中国开展艾滋病流行形势评估,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一项重要工作。2002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中国的一份监测报告显示,2001年上半年国内艾滋病的报告发病率同比激增67%,如不采取行动,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将突破一千万大关。

找到感染者,免费检测

要想控制艾滋病疫情,首先要找到感染者。但除非发病,否则艾滋病感染者没有明显症状。检测是发现艾滋病感染者的唯一手段,怎么让人来做检测,是第一个难关。

1998年,医学专业毕业的袁飞进入原贵州省贵阳市防疫站(现贵阳市疾控中心),她与艾滋病感染者的首次接触,是跟随老师前往贵阳市戒毒所告知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时,戒毒所和几个大医院提供的检测非常局限,很多感染者都是等到身体出现症状、在小医院里诊断不了,来大医院就诊时才发现已经感染。

500万人口的贵阳市世界艾滋病日,当时只有两个监测哨点,袁飞的同事周健回忆,“因为人口流动大,我们在哨点监测发现初筛阳性,想回去找当事人,发现人不见了。”

即便有人主动寻求检测,也会在费用面前退却。在技术最匮乏的时代,想要在贵州做一个艾滋病确证实验,需要把血样寄到北京,一来一回至少半个月。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03年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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