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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天“生死战”,她赢了!哈尔滨新冠肺炎康复者自述: “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

哈尔滨新冠肺炎康复者自述: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


51岁的哈尔滨人肖芸(化名),不久前与新冠病毒打了一场“生死战”,幸运的是,她赢了。2月18日,肖芸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在经过了21天的治疗和14天的隔离后,她离开了省传染病防治院。出院后她没有回家,继续留在隔离点。对新冠患者而言,回忆意味着咀嚼痛苦,但她还是决定勇敢地把这段真实的经历讲出来,她希望更多人能注意防护、不要松懈,免遭同样的病痛。


以下是她的自述。


确诊


因为曾与一位新冠确诊患者有过密切接触,2月16日晚,我被带到哈市一家宾馆隔离。第二天下午两点多,我感觉浑身发冷,干咳,一量体温 38.6℃。当时心想:坏了,我可能“中招”了。


两个小时后,我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做检测。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坐救护车,心里却是前所未有的恐惧。到医院后做咽拭子,穿着防护服的护士,将长长的、带毛刷的棉签探入我的咽喉,我忍不住干呕,眼泪狼狈地流了下来。


住院时的小楼


当晚,我被留院观察。等待检测结果的时间漫长而又难熬,我几乎一夜未眠。2月18日下午两点多,医生通知我:核酸检测呈阳性,需要转诊到专科医院接受治疗。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听到消息时,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一定要面对现实。


我没敢告诉父母我的真实情况,他们年岁大了,怕他们着急,所以只说我在宾馆隔离。我与新冠确诊患者接触后,虽然一直在隔离点没回过家,但时间要向前推14天,出于安全考虑,家中的爱人和孩子,连同整栋单元楼的邻居都被隔离了。


晚上6点多,我坐上了开往省传染病防治院的救护车。来接我的人全副武装,尽量跟我保持距离。窗外一片漆黑,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救护车里的那些仪器,感觉周围的一切很不真实,像是做了一场梦……


治疗


省传染病防治院有很多年代久远的米黄色小楼,四周围着警戒线。我住在二楼,病房很宽敞,窗户上有铁栅栏。护士嘱咐我一定不要出病房,有事儿就按呼叫器。


我整夜干咳,睡不着觉。第二天持续发热,伴有腹泻。确诊后,我陆续接到了好多电话,对方详细地询问我何时出现症状,去过哪里,接触过谁。他们很认真,有时候晚上十点钟还在打电话,跟我反复确认行踪。


肿胀的手臂


听医生说,每个患者的治疗方案都要跟省里的专家会诊,因此每个人都不一样。我的情况有点儿特殊,属于轻症中较重的,从早上八点半一直输液到后半夜一两点钟,药物刺激血管特别疼,我的手肿得像馒头一样,手臂上贴满了消炎贴,下面敷着热宝。跟其他患者相比,我的药物反应比较大。除了抗病毒药、化痰药,还要吃保护胃黏膜的药。因为我一直吃不下饭,还需要吃营养药、打营养针。我一次得吃十多片药,一天三次或两次。照镜子时,我发现舌苔很厚,嘴里特别苦,就一遍遍地用棉签蘸水擦舌头,可还是苦的。


打点滴


入院的前十天我无法进食,一直靠营养药维持。医院每天送来的营养餐很丰盛,但都被我扔掉了,哪怕是闻味儿都会感到恶心,以至于每次到饭点儿我就很焦虑。桌上的水果也吃不进去,我经常忍不住用手摸摸,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一天天烂掉。


病房


医护人员既忙碌又辛苦,我不忍心按呼叫器打扰她们,尽量自己照顾自己。由于身体太虚弱了,我的行动格外迟缓,去卫生间得一步步挪,早上六点半起床,洗漱、烧水、吃饭需要一个半小时。然后像鸭子一样,慢慢地趴到床上等待打针。


心理危机


见我吃不下饭,医护人员都很着急,帮我榨果汁补充维生素。第十天的时候,我跟护士长说:“我想吃鸡蛋羹。”那天午饭时,护士真的送来了一份,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问护士这鸡蛋羹哪来的,她说这是护士长的爱人在家做的,做好之后又特地送到医院来。我真的特别感激他们,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鸡蛋羹。


热心的护士长给我送鸡蛋羹


从那以后,我开始尝试着吃饭了。胃口不好,我就把饭菜全都倒进一个小碗里,闭着眼睛吃。我已经51岁了,却像哄小孩一样哄着自己:“一定要把它吃下去,那样就不用吃那么多药,可以少打点滴了。”


我的身体在一天天好转,但心理似乎没那么容易治愈。我原本是个乐观的人,但生病后变得很脆弱。我每天量四次体温,护士还给了一个血氧夹,我经常握在手里,有时候一天测六七次。当数字显示“98”“99”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有时候稍微降了一点儿,变成“97”,我会立刻紧张兮兮,怕自己由轻症转重症。


住院的那段日子,我每天晚上睡觉不敢关灯,可能因为太害怕了,每次闭上眼睛,都感觉有影子往我身上扑,或者要把我拽走。我曾经连续两天凌晨两点做噩梦,第一天,我在梦里狂按手机却发现无法输入文字,急坏了,其实是我当时一直是在手掌上划拉。第二天我又做噩梦了,梦见自己要被人带走,怕大家找不到我,半梦半醒之时还给朋友发过微信,跟她说:“ 我随时定位 ,汇报行踪。”


因为怕做噩梦,凌晨打完针,我硬撑着不睡,让自己熬过两点钟。好在两天之后,我不做梦了。有时深夜能看到窗外急救车的蓝光灯闪烁,我知道又有人来了,心里有点儿难受。


康复


住院期间,我很想孩子,每次只给她打电话,不愿意发视频,不想让她看到我憔悴的样子。孩子经常给我发新冠患者康复的新闻,叮嘱我要好好配合医生治疗。


爱人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要难受就要哭出来,别憋着。这段日子我的确哭过,但主要不是因为病痛,而是每当被人安慰和关怀的时候。我很庆幸,一直以来没有感受到歧视,确诊后,小区单元楼被封了,邻居们没有怨言,一直鼓励我好好治疗,他们在小区群里跟我说:“希望你早日回家。”单位领导和同事们也很惦记我,时常打电话、发微信问候。


护士在帮我榨果汁


核酸检测连续两次转阴后,3月24日,我离开了医院,继续到指定的宾馆隔离。其实医生说我可以回家了,但我暂时不敢回去,因为家里还有年迈多病的老人。我每天在隔离点洗衣服、打扫房间、看新闻、做健身操。我要尽快养好身体,我已经登记了,打算日后捐献血浆。


很多人问我,康复后最想做什么,我也听到了很多愿望,有人说等到疫情结束后,一起喝酒撸串,有人想去旅游,我认真地想了半天,真的没有愿望,好像很多事突然之间都看淡了,能够活下来已是万幸。


我想我此生永远不会忘记,在我人生的“谷底” — —那围着铁栅栏的病房窗外是一排排挺立的松树,林间偶尔传来动听的布谷鸟叫。“布谷” “布谷”听起来很像“不哭,不哭”,是的,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


来源:龙头新闻 (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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