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纪比较小，我不想死，我要坚持吃药，」19岁的小康告诉淡蓝，他寒假带回老家的药就快吃完了。

  小康是一名HIV感染者，他因春节期间爆发的疫情而被封锁在村庄内。随着带回老家过年的抗病毒药物被一天天消耗，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即将面临一件所有HIV感染者最怕的事——断药。

  「只够吃5天了」，身处江西老家的穆祥瑞在微信上给淡蓝发来了三个字——「我害怕。」

  武汉同志中心负责人黄豪杰告诉淡蓝，已有超过600名湖北地区的HIV感染者因面临断药风险而寻求社会组织的帮助，「80%的人拿到药了，剩下的我们无法帮助到他们。」他说，随着「封城」时间的推移，面临断药的感染者数量将会不断攀升。

  小康与淡蓝的微信对话截图。19岁的他，需要独自面对这场「断药风波」。

  步行14个小时山路：拿到药了，就不怕了

  「一直想着过完年通车就可以回去领药了。」与很多感染者的心态类似，在1月23日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穆祥瑞并没有太担心。但随着「通车」的遥遥无期，他心中那种隐隐的担忧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1月25日，在药物还剩余14天时，他开始有些着急了，于是在贴吧和微博上发帖询问该怎么办。6天过去，没见任何「通车」的迹象，反而疫情变得更加严重。鄂州、黄冈、孝感等13座城市相继「封城」。人心惶惶，短期内回到工作的城市几乎成了天方夜谭。

  这时，他的药只剩8天，穆祥瑞开始慌了。

  封村、封路也许是防控肺炎疫情的有力措施，但对于很多HIV感染者而言，因此而断药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由于HIV抗病毒治疗要求极高的依从性，感染者每天按时服药的时间精准到分钟。药一旦停，或没有按时服用，非常容易令体内的病毒对某种药物产生抗药性。

  一旦抗药发生，就意味着当前的药物组合将不再有效。而防艾体系内，可供替换的免费药物组合数量十分有限，且不同药物组合的有效性和不良反应都不尽相同。若为数不多的免费药物组合均不再奏效，则需要自费服用价格昂贵的自费药，甚至无药可治。

  因此在很多感染者眼中，对断药的恐惧，甚至比得知确诊的恐惧要大得多。

  治疗HIV的药物并非在每一个医院都可以领取，按属地管理原则，感染者只能在关系所在地的医院取药。就在1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关于保障异地滞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免费抗病毒治疗药品的通知』。这让「被困」湖北的感染者在当地取药成为了可能。

  在背着家人拨打了无数通时常无人接听的电话后，准备好数份材料的穆祥瑞发现，他必须本人前往15公里外的县城疾控中心领药。

  而问题在于，他所在的村子由于出现了一个确诊冠状病毒的患者。因此，整个村子都被封了起来。不仅如此，几乎所有人都管这个村子的人叫「毒人」。来自周边村子的村民在各个关卡严防死守，生怕有「毒人」从这个村子里出来。他说，那些站在关卡的人，有些人手里拿着棍子。

  他曾试图爬山，想要走山路绕开村民在主干道上设置的关卡。但没想到，山路上也遇到了设卡的村民。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感染情况，又一时没有想出说得通的说辞，他最终被赶回了家。

  2月5日凌晨两点，穆祥瑞穿上了厚厚的棉服，路上有人站夜岗， 「我怕暴露，哪里人少就往哪边走。」回程的时候是白天，我不敢走大陆，就在田边走，装作拔菜的。

  这是一段开车仅需半小时，而步行却需要近七个小时的山路。路上虽然没有路灯，但也能隐约看得到。他每打开手机看一次地图，便需要停下来适应一下，才能重新看到脚下的路。「黑漆漆的，害怕是肯定的，一个人。」但穆祥瑞知道，他必须继续向前走。

  上午九点，他在县疾控中心拿到了接下来三个月的药物。那时，他的药原本仅剩3天的量。拿到药后，他给淡蓝发了一条微信，「拿到了，终于不用怕了。」

  从穆祥瑞老家的村子到县城，单程步行实际耗时近7个小时，一路上都是山路。

  被锁住的家门：出去是死，在家也是死

  和穆祥瑞的「关山难越」相比，林勇的难题在于，如何走出自己家的大门。

  为了让家人和外界彻底隔离，林勇的父亲在过完年后就给家里院子的大门上了一条粗粗的锁链。他撂下一句狠话，「直到疫情过去，咱们谁也别出去。」

  林勇看着那紧锁的大门，又看了看书包里仅够吃8天的药，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出去是死，但如果拿不到药，在家也是死。」林勇必须想出一个办法，在不让爸妈知道的前提下，顺利拿到药。

  「非常非常少的感染者会选择让家人知道自己的情况，」从事防艾志愿工作超过十年的姬广宇告诉淡蓝，在知识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让家人知道自己感染情况，可能意味着全家人的崩溃、邻里亲朋的疏远、甚至是与家族关系的彻底破裂。用一句也许不合适的话来说，在农村，如果让家人知道这件事，真的可以用「社会性死亡」来形容，甚至是「生不如死」的。

  因此，在这次大规模的断药危机中，有很多感染者宁可断药，也不去向家人或旁人寻求帮助。足见社会因为无知而对HIV感染者的歧视与恐惧，对感染者群体而言，有时是「致命」的。

  2月4日一早，林勇与知道他感染情况的姐姐商讨后，决定对父亲说，姐姐买的一种颇为紧急的药在县城被拦下了，得亲自去拿。那是一段步行单程就要四个小时的国道，父亲听了一下就火了，说「要去也是我去！」说罢就开始找口罩，想要动身县里。

  林勇见样子连忙阻拦。可是越阻拦父亲越是坚持，拼命的挣扎。父亲之所以着急，是因为林勇谎称这个药是姐姐急用，又怕孩子出去感染上病毒。林勇着急，是怕60岁的老父亲真的要去拿一个莫须有的快递，更何况这里面的真相更是不可能说得清楚。

  最终父亲、林勇和姐姐三个人在慌乱中倒在院子的地上，都哭了。虽然每个人都在因为不同的事情而流泪，但三个人对彼此的爱却是相通的。这更让林勇感到心碎。谁能想到，妨碍他去拿「救命药」的最大阻碍，竟是来自父亲的爱。

  那一天，林勇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左右为难。「不好弄」、「老人不懂」、「我担心我爸」、「跑是能跑，但怕给老人气出个好歹」他不断和淡蓝同步着他的焦虑和不安，「恐惧」、「无助」是他常说的关键词。

  看着每天都在减少的药，他下定决心，「管不了这么多了。」2月5日一早，趁着父母还没起床，林勇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上了路。四个小时的路，他一口水也没喝。

  拿到药的那天晚上，林勇对淡蓝说，我在这生活了快30年，从没想过有一天要徒步走这段路，「我先休息了，今天太累了。」

  一路上，只有行人才能通过一道道关卡。

  「药断了，我能做的只有向家人表演」

  最近的疾控中心距离潘磊的老家有100多公里，他已经断药了。爸妈都70多岁了，「装得开心点」是潘磊目前唯一能做的。

  但在父母看不见的地方，潘磊无法不去想，「吃了6年的药，一天没断过。我现在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子。」这是潘磊在断药前三天向志愿者黄豪杰说的话。在断药之后，潘磊便不再回复任何人发去的微信消息。

  潘磊在断药前与志愿者黄豪杰的对话截图。

  黄豪杰告诉淡蓝，截至2018年10月底，湖北省报告现存HIV感染者和病人19166例。已有超过600名湖北地区的HIV感染者因面临断药风险而寻求社会组织帮助，「80%的人拿到药了，」有特别偏远的，有已经被隔离的，剩下的我们无法帮助到他们。

  但目前能够被听到的援助请求，几乎都是来自习惯使用社交网络、有着大学学历的年轻人，相对的是那些「不知道怎么去发声」的中老年群体、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工群体。我们看到的，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

  但姬广宇同时指出，「停药不等于死亡，面临断药的感染者不应过度恐慌。」面对此次大规模的感染者断药，在无法得到医师或组织的帮助时，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具体参照由中国疾控中心编写的『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手册(第四版)』中注明的停药方法进行停药。他强调，「这是一个下策，不到万不得已，依然是不推荐的。」

  相比恐慌，更重要的是反思，黄豪杰指出，这次大规模断药的背后折射了诸多问题，包括防艾工作人员的数量不足、各地在封城、封路举措中的「一刀切」、感染者社群组织体系松散等等，但最重要的便是暴露了感染者「担忧隐私泄露」背后巨大的社会歧视与恐艾现象。

  「洁身自好的话怎么会得这种病」、「得了这个病的基本都不是什么好鸟」、「自作自受不值得同情」，在网络上任意一篇HIV相关内容的文章下面，都不难看到上述这样的评论。这也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于HIV感染者的认知。

  对此，黄豪杰说，「这是不公平的，很多人其实是被伴侣传染的，也有输血感染的，也有因为性教育缺失所致。感染HIV与是否进行了安全性行为有关，而非与道德有关。」

  不仅如此，在这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歧视下，HIV感染者也往往缺乏自我认同，进行自我歧视，自暴自弃，这也导致了诸多例如不积极寻求治疗等不良后果。

  知名疾控专家吴尊友曾表示，「我们要去对抗的是病毒，而不是感染者。」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几天，一场由全国各地的HIV感染者自发组织的公益行动正在进行。

  「克力芝」，一种针对HIV感染者的抗病毒药物，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中提到，可在新冠肺炎抗病毒治疗中试用。看到这样的报道之后，全国多地的HIV感染者将手中富余的药品聚集起来，捐赠给武汉同胞。

  该活动的组织者松鼠哥表示，目前已向近90人发放了该药物，还有一批购自印度的药物正在路上，运抵国内后预计还能帮助到400余人。

  他说，「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活下来，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

  *  注：除黄豪杰与姬广宇外，其他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