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对艾滋病问题的解决办法还相当简单，与历年预防世界艾滋病日主题相比（尽管我们现在可以同步进行），我们的任务还需要落实到十多年前的主题上，如1991年的主题“共同迎接艾滋病的挑战”，1992年的主题“预防艾滋病，全社会的责任”等等。今年的主题虽然美好，“LIVE，LET LIVE”（相互关爱，共享生命），但其声音仍需要漫长的通道才能传到全社会的耳朵里来。

　　这就是说，政府和全社会在迎接艾滋病挑战中还有相当多的局限。随着社会的发展，政策与法律将会越来越有利于解决艾滋病问题。但解决问题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组织和个人那里。目前的艾滋病人或关心艾滋病问题的各界人士难以一蹴而就。因为在影响政府决策和运用法律手段时，艾滋病人多是无能力的“弱势群体”，而媒体和NGO等社会资源的介入过少。由此造成的现状是，面对庞大而分散的艾滋病人群，我们只有政府执行层面的少数公务员和社会层面更少的NGO志愿者迎战。正因为此，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在其今年发布的“河南艾滋病、法律和人权”的课题报告中虽然提出“感染者有要求血站（主要是政府血站）和政府卫生部门赔偿的权利”，但也只能向政府建议：“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特别是那些国家应该对其感染艾滋病病毒负责赔偿的卖血和输血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和合乎人性的照顾。”要知道，从提建议到参与公共决策，还有不短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