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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患者需要心理疏导

  曾经以为艾滋病距离我们很遥远,最远是在大洋彼岸的国外,再近一点也是在国内的某个省市。

  但是,自从2002年我市查出首例艾滋病患者以后,患者的数字每年都在增加,截止2006年11月,患者多达56人,艾滋病这个名词就不再那么遥不可及。艾滋病患者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尽管还是一个小数目,但如果从艾滋病传染的特殊途径和扩散的速度来看,这是一个绝对不可掉以轻心的数字。如果我们仍然对它一无所知,仍然不敢正视它的存在,仍然不敢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他,仍然不能采取正确得当的方法防范它,这股潜流将会以几何级的数据增长,裂变,更多人的正常生活会被改变,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会因此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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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正在逼近商城,这并非危言耸听。当艾滋病这个令人谈之色变的字眼在今天已经家喻户晓时,普通人对艾滋病的了解还是知之甚少,尤其是对艾滋病患者,害怕、好奇可能是人们最普遍的两种心态。

  艾滋病患者是怎么得病的?得病后在生理上、心理上面临什么样的折磨?最需要人们给予哪些帮助?

  近日,记者在义乌市疾控中心帮助下,采访到了我市两位艾滋病患者,相信通过下面一些文字里,读者可以真实地了解艾滋病患者的内心世界。

  2006年的最后一天,记者在市疾控中心防病二科见到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杨行(化名),他是义乌本地人,两年前和妻子检查时发现,双双感染了艾滋病。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会得了这个病。”

  “一位艾滋病患者,当第一次得知自己得病时,除了内心极度恐惧外,肯定会存在着一个心结,到底是怎么得上艾滋病的。”2004年,杨行的妻子查出艾滋病,随后他本人也被证实感染艾滋病病毒,那一刻,一个本是幸福美满的家庭陷入了绝境。

  “我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从来不会在外面做什么不轨的事情,身体一直很棒,从未住过院,也没有输血、补牙齿等行为。医生帮我推算的结论是,我们两人应该是我妻子先得病,进而传染给我。当时,我妻子心结更大,怕我认为她与其他男人有性行为,怕我用歧视的眼光看待她。她是外地人,嫁给我后生活一向很检点,我相信她也是无辜的受害者。

  “最后推算来推算去,估计是由于妻子几年前的一次输血引起的。不过现在这些都已经无所谓,我们也不会再去追究。”

  “患病后一年,整个人都是绝望的。”

  害怕、担心、恐惧,正如一把把利剑,无时无刻不在刺痛杨行夫妻俩的心,患病后整整一年,他们的生活里没有阳光。“得了这个病就等于没有前途了,一切都完了。我们无法像正常人一样预期未来。他们可以想象自己哪一天做爷爷奶奶,而我们却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据杨行回忆,这一年夫妻俩心态很不好,脾气暴躁,常常为一点小事就争吵起来,况且两人当时都没有固定工作,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我妻子那时已经发病,必须靠药物维持,当时国家还没有出台免费发放艾滋病药物的政策,这些药费用又特别高,即使是国产的,一年下来也需要好几万。从我妻子生病到2005年4月领到免费药这段时间,半年不到的时间总共花了五六万。家里没钱,只能跟亲戚朋友借,每次借钱都很害怕,不知道找什么借口。”

  “我们是病人,但我们更是心理健全的人。”

  一些人有这样的盲区,认为感染上艾滋病的人心态是不正常的,会采取某些极端的手段报复这个世界。这也许是极小部分艾滋病患者的不良心态,绝大多数人都如杨行说的:“我们是病人,但我们更是心理健全的人,其实我们更怕把病传给别人,所以做事特别谨慎小心。我们得病已成事实,身边人有没有得病才是我们最关心的。”杨行的艾滋病病友里有一位女大学生,当她得知自己染病时,立马给曾经交往过的前男友打电话,希望他去医院做相关检查。

  杨行还说,自从他和妻子患病后,便千方百计避免与家人、孩子有亲热行为,刚开始的时候就连碗、筷都是分开的。“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些都不会传染艾滋病,但总是心里有障碍。以前我们时常爱到亲戚或朋友家串门,那段时间就没去过,也就是自己把自己隔离开了。”

  “在这个社会上,人们对艾滋病的误区太多了。”

  对于艾滋病患者而言,病症可怕,但更可怕的还是人们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这些年,媒体对艾滋病宣传增多了,可往往是12月1日“轰炸”一番,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前些天我去杭州参加一次抗艾活动,有家电视台记者居然问一位艾滋病患者,为什么摄像机照着你,你就害怕,不说话。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我们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面前,那我们之后的生活会遭遇什么样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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