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没有亲眼目睹、没有亲身体会的人来说，它就是天方夜谭。

　　我是1999年开始涉及艾滋病研究这一领域的，当时，我在泰国国立马希德大学留学。后来我在泰国做过艾滋病的热线援助，说句不怕你们笑话的话，刚开始我对这个病还是有点恐慌的。

　　我自问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当初做这个选择，动机其实非常单纯。艾滋病这个东西，在短期内，防也防不住，治也治不好，现在已经有上百万的病源，未来十年里甚至可能达到一千万。我是高校里的一名老师，当时关于艾滋病的研究，其他领域都已经有学者在做了，只有社会支持体系这一块，是个空白，所以我选择从这里入手。这哪里是理想主义呀？这是现实主义！

　　“北京昨晚来人了！”

　　2002年6月4日，我进村了。

　　我平时就不修边幅，到了农村更加如此，高耀洁的老伴打趣我，说我像个农民。就是这副农民打扮，也根本瞒不了当地的村民。下乡第二天的清早，村里就开始传言：北京来人了！昨天夜里已经进驻本村！

　　当时，地方政府控制得还很紧，根本不让外人进村，高耀洁、桂希恩那会儿都只能“打游击”，有些香港的宗教机构、慈善组织募集了面粉啊粮食啊，只能开着车经过，把东西扔下就跑。

　　我的待遇比他们稍好一些，我是带着复旦的正式课题去的，而且“社会支持”这个课题，没有什么攻击性，当地政府因此比较合作。不过，进村以前，他们还是跟我约法三章：一、当地只接受善意的帮助 ；二、任何报道，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当地来说都是负面的；三、不能打着当地的旗号去募捐。我答应了。

　　我们学医的人，整天跟死亡打交道，神经应该都是很强韧的了，而且我这个人从来都不做梦，可那段时间，我连睡觉时，眼前都是亮晃晃的惨白一片。

　　第二天早上，当地的卫生局长问我，“昨天看下来，有什么感觉？”而我当时，已经连说话、连思维的力气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