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那间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她能记起的故事都辛酸或悲哀。她提起一个云南年轻人的经历。在单位体检中，他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打算辞职，没想到，领导们早已在会议室坐成一排，宣布“你得了艾滋病”。　　这个“当场就被扒光衣服”的年轻人，羞愤之下，设计了几个自杀方案，即便如此，他还担心死后会连累家人。　　

　　这是夏国美遇见的艾滋病患者经历中，很寻常的一例。她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感染者，是在上海疾病控制中心。当时，一名男子被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此后几年中，他的妻子很少踏出家门，几乎断绝了所有社会交往；他们的孩子被迫退学，因为在学校，大家都知道“他爸爸得了艾滋病”；甚至，医生也拒绝给这对夫妻看病。　

  　这名54岁的女学者用“残酷如地狱”来形容中国艾滋病患者的处境。为了了解这种处境，她每年要花上一多半时间，跑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等地方进行调研。她的调研对象包括性工作者、吸毒者，其中许多是艾滋病感染者，是她嘴里“像老鼠一样的人”。　　

　　这让她在周围许多人眼里“有点奇怪”。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院子里，来访者只要报出她的名字，那个清洁工就会努努嘴儿，尖着嗓门笑：“喏，侬要找那个发安全套的教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