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国王，却经常不小心越轨将这幻觉带到自己的领地之外。人生不像莫愁的毌鸡，没有公鸡照样下蛋。太多或太少的荷尔蒙都无法成就诺奖，甚至是一场有趣的饭局。被蠢人激怒，要么证明你还不够聪明，要么证明你仍然年轻。迷人之物常常是原始的，古怪的，陌生的。就像炒股票，你永远不可能带着个人情感却获利几十倍！
生不如死会让时间显得很长，所以，据统计结婚的男人活得比较久。有诚意的思考者，应该对自己的思考负责，而不是对人们是否理解这种思考负责。必须埋没足够多的智慧，才会涌现出智慧。总体而言，莫愁认为网络增加了社会的蠢，因为智慧本身就难以像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一样传染，而愚蠢则会利用网络加速传染。
女人可能失去女人味是衡 量恶的标准之一，这个世界的确是“男女不平等”。作为弥补，男人味儿比女人味儿更难获得。 有些人追求无用之事，仅仅是因为他做不了有用之事。 新冠病毒肆虐的这一年，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加拿大盖尔德纳医学奖（Gairdner Awards）授予了男女平等的Abdool Karim夫妇，两人是南非狙击艾滋病历程中的传奇人物，了不起！
莫愁真没想到，鸡竟然喜欢吃红烧肉！
最近半年莫愁被新冠病毒搞得头昏脑胀，今天捡鸡蛋归来后写一下艾滋病毒。在外星人看来，地球人对地球的赞美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离开地球。只有“解释”（泛指一切靠“解释”谋生的事儿）这个新兴产业，才会形成如此奇怪的产业链：解释者，对解释的解释者，对解释的解释的解释者......智慧极难达成共识，但基于共同利益的智慧可以。陆地生物即使来到大海的最深处，也无法理解大海。
生命中的剥离总是要连皮带肉的，充满痛苦，并失去一些你本不想失去的东西。好看的人或物都有某种不在意是否被观看的气质。一个富裕社会，不会要求做无用之事的人去证明自己也有能力去做有用之事。一场糟糕的对话，其后果应该由其中比较聪明的那位负责，而非归咎于比较蠢的那位。股票工作的优点是只用对客户低级的愚蠢负责。智力行业的服务者比餐厅的服务者更容易遭受所谓贵宾的羞辱，因为高级的愚蠢带来更大伤害。嚣张给人以力量，旁人也喜欢恰到好处的嚣张。人们习惯用昂贵的东西来比喻廉价的东西，例如会说一碗粉丝吃起来像鱼翅，而不会反过来，说鹅肝吃起来像腐乳。只有在某些罕见时刻，你在一个高级餐厅尝到一道昂贵的海鲜，好吃得像小时候啃刚摘下的黄瓜。
有些智慧如童子功，一旦在童年错过，成年后怎么都补不回来。儿童教育的目的，是教会他们那些有童子功属性的东西。教孩子太多成年人也很容易学会的东西，是对童年的犯罪。极少数人可以利用他人经验来实现自己的理性，这不能证明理性可以不赖于经验而存在。
经历了从绝望到希望、从否认到接受，南非艾滋病防治工作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在此过程中，Abdool Karim夫妇是南非狙击艾滋病历程中的传奇人物，他们的研究工作为预防HIV感染奠定了战略基础，有效控制了非洲和世界各地的HIV感染人数。
人类有一万种作死的方法，所幸总还是有人保持清醒，艰难地拯救着世界。病毒从来都不仅是生物学或医学问题，它总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等纠缠在一起。在他们之前，南非的年轻女孩感染HIV的最小年龄是15岁，两人的研究工作为经受着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的女性预防HIV感染提供了物质条件，有效控制了非洲和世界各地的HIV感染人数。任何一个科学研究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是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莫愁希望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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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流行病学的南非夫妇
阿卜杜勒·卡里姆夫妇，图源： gairdner.org
萨利姆·阿卜杜勒·卡里姆（Salim Abdool Karim）好像生来就是为了进行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无论是反对种族隔离统治，挑战艾滋病否定主义者，还是改变全球众多HIV感染者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黑人学生示威抗议种族主义教育制度为开端的“索韦托反种族隔离起义”余波犹存，来自于南非夸祖卢-纳塔尔省德班市的一个贫穷印度家庭的萨利姆·阿卜杜勒·卡里姆正在考虑他的职业选择。他回忆说：“在当时，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黑人可选范围非常有限。”
大学期间，萨利姆的首选专业是工程学，仅出于“保底”才申请了医学。最后，由于无法获得工程学奖学金来资助他的第一“志愿”，他进入了纳塔尔大学医学院。这所学校是当时激进主义的温床，是该国唯一一所允许非白人学生求学的医学院。
1987年，他获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流行病学研究奖学金。前往纽约前的一周，他遇到了即将成为自己妻子的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Quarraisha Abdool Karim）。
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的曾祖父从印度南部来到南非，在夸祖鲁-纳塔尔省甘蔗田的印度工人与讲英语的农场主之间担任翻译官。她是天生的科学家，好奇心驱使她不断探索新鲜事物，父母不得不让4岁的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提前开始上学，来满足她学习所有事物的无限欲望。在大学期间，她完成了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专业的学习。
1987年，夸列拉沙遇到了未来的丈夫艾滋病初期，萨利姆·阿卜杜勒·卡里姆，认识四个月后他们结婚了。婚后艾滋病初期，这对夫妇一起结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流行病学。
艾滋病，一种被污名化的“黑祸”
在HIV流行的早期，南非和美国的做法几乎如出一辙。
南非首次报道艾滋病是在1983年，当时在南非医学杂志（South African Medical Journal）上刊登了一篇描述了两例男性同性恋者的艾滋病病例。艾滋病在南非的流行初期（1982年至1987年），与美国一样主要与同性恋者、吸毒者和血友病患者有关。而到了1989年，南非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开始猛增，并且悄悄进入了异性恋群体。在1990年至1994年之间，异性恋中的艾滋病感染人数迅速超越了同性恋人群。
从1983年南非报道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到1994年，种族隔离政府正在处理他们所谓的“黑祸”问题（“swart gevaar”南非荷兰语，翻译成英文为“the black threat”），随着黑人人口的增长，南非的白人人口正在逐渐萎缩，黑人成为了威胁。当艾滋病蔓延时，他们的观点是，如果这种疾病消灭了黑人，那就可以解决“黑祸”问题。因此，种族隔离政府无视艾滋病在男性同性恋间的流行趋势，反而将此作为武器促进了种族定型观念，将其污名化，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遏制HIV的流行。
而被政府的这个政策伤害最深的，其实是遭受了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的女性群体。
女性，传播链中最弱势的群体
1988年，南非正濒临政治变革，阿卜杜勒·卡里姆夫妇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重新回到家乡。
这对夫妇中的妻子，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凭借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流行病学研究技能（在当时的南非仍然很少见），调查了艾滋病在南非普通人群中的流行情况。
当时的数据显示HIV感染率还不到1％，但是一年后的重复调查发现感染率增加了一倍，这说明“艾滋病正在快速传播”。
不仅如此，她还观察到女性的感染率是男性的3倍，更令人不安的是，女孩感染HIV的平均年龄比男性小5到7岁——年轻女孩最小在15岁时就已被感染HIV。
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对南非女性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女性遭到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她们很难找到工作，即使能够找到工作也只不过是收入极低的农工或家佣。很多贫穷的南非女性甚至十几岁的少女会与富有的年长男性约会，这些年长男性又被称为“糖爹”（sugar daddy）。这些所谓的“糖爹”用食物、金钱等引诱女孩为其提供无保护措施的性服务，“糖爹”中有一些本来就是HIV感染者，他们通过性交易又将疾病传染给年轻女孩。
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还发现，即使女孩和妇女们知道其中所涉及的风险，HIV对她们来说也不是最主要的威胁，“生存下来才是更重要的。”
改变游戏规则，让女性保护自己
由于性别力量失衡，年轻女性通常无法成功说服性伴侣使用安全套。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用传统的“ABC”（ Abstain, Be faithful, Condoms，禁欲、忠诚和使用避孕套）方法来预防艾滋病毒”已经不再适用。目前迫切需要找到由女性自主控制的预防方法，以控制艾滋病毒的传播。
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曾听说过可以将杀菌剂放入阴道或直肠内以防止性传播疾病，于是她想到也可以用同样原理来制作一种艾滋病毒隔离凝胶，女性可以在性爱前后插入凝胶，以防止自己感染艾滋病毒。她测试的第一种杀菌剂叫Nonoxynol-9，可惜它不能阻挡HIV入侵；第二种含有称为PRO 2000的药物，然而，也没有成功。
就在此时，萨利姆·阿卜杜勒·卡里姆高瞻远瞩，成功获得了包括英国惠康基金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多个国际机构的巨额资助，率先在南非建立了多个国际艾滋病预防研究中心。申请和管理这些研究中心为他积累了宝贵经验，2002年，他将更大型、更多元化的资助引入南非，与夸列拉沙·阿卜杜勒·卡里姆一起创建了CAPRISA（Centre for the AIDS Programme of Research in South Africa，南非艾滋病项目研究中心）。
他们的团队在历经17年时间和八次试验之后，CAPRISA 004——替诺福韦凝胶试验终于改变了这一切。
CAPRISA 004试验为当今所谓的HIV暴露前预防（PrEP）提供了第一个有效证据，也是首个女性可以自主使用的预防方式——在性爱前后插入含有抗逆转录病毒替诺福韦的阴道凝胶，可使女性的HIV感染风险降低39％，如果女性严格遵守给药方案，其防护率甚至可能更高。该凝胶还可以保护女性免受单纯疱疹2型感染，该病毒通常会导致生殖器溃疡。
虽然替诺福韦凝胶的试验结果并不完美，但以此作为新的起点向前迈进，阿卜杜勒·卡里姆夫妇不断试验新的方式来为女性以及世界各地的HIV感染高危人群，提供有效、可行的预防方式。例如，含有抗逆转录病毒达匹维林的阴道环和新型抗逆转录病毒口服药物，考虑到它们可以提供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的保护，对于某些女性来说，这些方法可能是更人性化的预防方法。
而今，夫妻俩中的丈夫萨利姆·阿卜杜勒·卡里姆又拥有了一个新头衔——南非Covid-19部长级咨询委员会主席，在另一个战场上，与另一种病毒进行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