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编译：XZ

1991年，红丝带正式成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团结的象征

1980年10月至1981年5月期间，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5名年轻男性（均为同性恋者）在3家不同的医院接受了经活检证实有效的卡氏肺孢子虫肺炎（常发生在HIV感染者中）疗法。这5名患者均有巨细胞病毒（CMV） 感染和念珠菌黏膜感染，其中2名患者已死亡。

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报道了关于洛杉矶同性恋人群中一系列卡氏肺孢子虫肺炎病例。此外，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也存在这种罕见、危及生命的疾病，但还没有报道，这预示着艾滋病大流行即将来临。截止到目前，艾滋病已经伴随我们40年了，至少有3200万人因为艾滋病而失去生命，全球艾滋病感染者高达7500万。

现今，消除HIV病毒的药物已经存在，如暴露前预防药物（PREP）等预防措施能大大减少通过性行为感染HIV病毒几率；此外，对于HIV感染者来说，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可以使病毒在体内无法复制和传播，进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从1981年艾滋病出现到1996年开发出有效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这期间是非常艰难的，从一无所知，到逐渐明朗。1983年病毒学家 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和他的同事们在一篇论文中确定了导致这种疾病的逆转录病毒。基于这一发现，研究人员很快就开发出了检测艾滋病病毒的方法，并在1985年认识到HIV感染可能是无症状的。此后研究人员意识到，要实现有效的治疗，需要对多种药物和组合进行数百次临床试验。经过不懈的努力，研究人员研发出了第一个有效的三药联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一些评论家称之为“Lazarus effect”，意为将人们从死亡边缘拉回来。HIV最初只在吸毒者中传播，但很快便传到年轻男女之间，这给泰国、缅甸、越南和柬埔寨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对该地区的人们来说，“Lazarus effect”似乎很遥远。1996年，在温哥华国际艾滋病会议上公布了第一个成功的试验结果，会议上展示的美妙的生存曲线显示出了该疗法具有真实和持久的临床益处。

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那些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艾滋病患者几乎都生活在高收入国家，而大多数HIV感染者都生活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年里，大多数HIV携带者都得不到治疗，因为价格无法负担。1996年-2003年，是艾滋病剥夺生命的高峰期，南非是受影响最大的地区。

当时的艾滋病护理成本高、复杂且富有挑战性，甚至有些人觉得活着还不如死了。2000年，在南非举行的另一次国际艾滋病协会会议上，一名艾滋病毒携带者评判了这一想法。南非宪法法院的Edwin Cameron法官表示，世界必须采取行动反对这种不公正，以阻止因为无法负担治疗费用而造成的不必要死亡。然而，富裕国家似乎不可能投入足够的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提供HIV治疗。2003年是一个转折点，为所有人提供治疗的信念使得世界各地开始成立相关的组织、机构、基金等。到2005年，随着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的建立，所需的数十亿资金开始流入，艾滋病死亡人数开始下降。

在美国或欧洲，每年的治疗费用约为22000美元，而在低收入家庭中，治疗费用最终降至每年50美元，这使得大规模治疗成为可能，HIV患者的死亡率逐步下降。此外，通过公共部门对HIV研究的大规模投资，开发了更好的药物以及更有效的预防工具。事实上，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2020年为COVID-19疫苗试验寻找试验地点时，它转向了 HIV 研究网络和试验地点。在COVID-19之前，对HIV的研究是历史上最大的针对单一疾病的研究工作。

现今，全球正处于新冠肺炎大流行中。然而，40年的HIV探索-治疗经验对于人们应对新冠肺炎来说是受益匪浅的。首先，许多艾滋病病毒领域的顶尖科学家能迅速转向新冠肺炎工作；第二，艾滋病病毒的临床试验基础设施能迅速投入到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中；第三，有了在全球范围内平等获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先例，这对于公平获得新冠肺炎疫苗来说也至关重要。

艾滋病大流行远未结束，而现在我们又处于一场新的大流行中，也远未得到控制。或许可以从这两场大流行造成的痛苦中获得两个共同的教训。第一，我们需要足够的科研费用来开发出有效的治疗和预防工具。第二，团结一心，让所有人都能得到治疗。新冠肺炎疫苗成就斐然，但如果我们要实现全球疫苗公平和普及并战胜下一次大流行，我们就需要这种团结。时间虽然没有减轻艾滋病在最初几十年里带来的痛苦，但我们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取得的成就也确实令人瞩目。在新的大流行里，我们也需要这种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