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韩国电影《流感》提供的“病毒隐喻”仿佛在说：当灾难来袭，治理者并未提供有效的防护，相反它还阻止着个体自发的避难措施；个体的自发避难公然宣示着治理者的无能，而这是不被允许的；此时治理者的目的不再是维护共同利益，而是通过禁止、控制、宣传等方式使人相信，他有能力维护共同利益。影片中的治理者的逻辑因此变得自相矛盾，一方面它试图控制局面，阻止灾难的蔓延，并且重建因怀疑而日渐崩坏的社会团结；另一方面“拯救者”必须是它而不是个体或是个体之间的结盟。
1.
2013年的韩国电影《流感》提供了“病毒隐喻”的一个示例：在病毒来临之际，权力与个体的关系如何变成极端对抗性的，双方都将对方看做了某种病毒般的存在，“病毒”因此也成为双方所共同使用的、用以指代对方的隐喻。
《流感》海报
在电影开场，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偷渡客被装入集装箱运往韩国，其中一名越南籍男子已感染了流感病毒。因偷渡客的活动，病毒很快传染开来，并迅速致死，距离首尔十几公里的盆塘很快宣告疫情危机，随后城市被封锁。在驻韩美军的强迫下，韩国政府以集中收治为名将感染者统一焚烧。发现了真相的民众试图冲破封锁带，在那里他们遭到了军队的射击。最后关头总统制止了美军战斗机轰炸的要求，成功救下了携带抗体的小女孩，民众因此获得救治。在致死的病毒面前所有人都平等，然而电影里的人已经分成了三个世界：一个是东南亚的世界，那里疾病蔓延，人们生活困苦，不得不跨国打黑工谋生；一个是韩国的世界，高楼耸立，井然有序，但因病毒而陷入恐慌，因此也暴露出来秩序之下的阴暗；除此之外还有美国的世界，在电影中仅仅以少数驻韩美军的形象出现，他们拥有韩国军队的最终指挥权，并强硬要求射杀感染者以防疫情蔓延至其他国家。在这个意义上，韩国成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病毒的免疫“战场”。
在电影中，韩国民众对于被感染者的态度是从侧面被体现的：在盆塘，病毒传播速度太快以至于很快人们便全部陷入了危机；但在其余城市，有三成的民众对封城表示支持，这一比例在盆塘暴动时上升至百分之九十六。电影中的感染者所受到的已经远远不止敌视，他们成为了赤裸生命，为军队随意搬运、对垒、焚烧。直至士兵发现受感染者是自己的母亲，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非人本质。正如麦克尼尔所说的那样，人类自相残杀所造成的死亡并不比传染病来的少，即使电影中韩国政府称是为了防止更多人受到感染。但电影最终还是克制的，或者说保守的——尽管军队压制引起了众多死亡，但总统制止了进一步的暴力，而民众也没有真的涌入首尔。最后医生找到了抗体，人们因此得以幸存，仿佛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电影也在这里终止，仿佛刻意不去讨论这场因病毒而撕开的巨大社会裂口应该如何重新弥合。
《流感》中的这场病毒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得到了精准的控制，不管过程如何，牺牲几多，但它确实得到了控制。它最终没有蔓延出盆塘的区域，也没有感染任何一个穿西装的形象。病毒的高感染性与致死性使得它很容易被实体化，它仿佛《汉江怪物》中那袭来的水怪，尽管骇人，但人们可以通过一种可控手段将其打败。
《流感》剧照
或许一个怪物要比病毒来的好对付得多。《流感》中的病毒是如同怪物登场那样的事件，它没有给任何人反应时间，病毒以肉眼可见的恐怖症状迅速爆发，以至于韩国政府在舆情控制之前就不得不封城。电影只是借助病毒这一事件让冲突呈现出来，因此在这里病毒被高度隐喻化了。电影中这种病毒的真正源头并没有得到交代，它只是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播，这进一步增强了病毒的隐喻含义：此时民众与病毒间的对抗被转化为民众对“他者”的对抗，也即民众对民众的对抗。随着电影进入后半程，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抗取代了民众与病毒之间的对抗。“病毒”指向权力对民众的支配或治理，在政府看来，携带着病毒的民众变成了战争的可能对象；而在民众看来，向他们开战的政府显然就是一种病毒。
2.
在电影中，人类在病毒面前并未团结一致，而是陷入了相互之间的战争状态。后者在人口削减上的效率并不比前者差。威廉·麦克尼尔在其著作《瘟疫与人》中指出，“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而所谓人类的巨寄生则主要是同类中的其他人”。在麦克尼尔看来，瘟疫与战争作为古代社会人口骤减的两大事件，将人类数量及其活动控制在地区生产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从而某种程度上维持了为人类所居住的世界的生态动态平衡。导致瘟疫的种种病原体一如那些与人相安无事的动植物，和人类一同处在生态平衡之中：杀死人并非它们最终的目的，它只是想借助宿主传播自身。正如战争并非只是为了杀戮，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权力的征服。
《瘟疫与人》书封
与其余病原体相比，病毒更适合与权力相类比。病毒并非细胞，它必须寄生于活细胞之中并复制自身，在此之外无法繁殖。它意味着机体的自身异化，借助人体细胞复制、合成自身，最终混淆了内在与外在、本己与异己的界限。而随着病毒在不同人的细胞中复制、合成自身，它逐渐构成了某种普遍性，最终人反而成为了病毒的异己之物。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借助病毒隐喻，对全球暴力展开批判：“当世界上原有的传染病都被清除，当世界处于‘理想的’医疗看护下，其中就会产生一种无可察知的、无可抗拒的病理学，它恰恰诞生于消毒本身。”全球化犹如这种消毒，它抹平了任何冲突，与此同时也抹杀了个性，因此成为了“终结暴力本身的暴力”。用麦克尼尔的话来说，全球暴力构成了一种新的巨寄生物，与旧时代的战争相比，它并没有将死亡带给人类，相反在这种系统性的巨寄生中。“冲突不被允许而死亡也不得认可。”麦克尼尔阐述的两种类型的寄生物不仅有着共谋关系，它们也具有结成隐喻的可能；而在当今世界能够与全球暴力这一新的巨寄生结成隐喻的，只有病毒这一类型的微寄生。
在鲍德里亚的语境中，病毒并非某种致死之物，它要求人以活着的方式丧失其个性，由此实现它自身的无限增殖。这类措辞使得鲍德里亚的病毒隐喻看上去如此吊诡。如鲍德里亚所说，病毒意味着一种“消解性和均质化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病毒也成为了“生命政治”的隐喻。人失去了对这种“病毒”的免疫能力，因为现在它才是真正的主体，相反，个体成为了免疫的对象。正如埃斯波西托所说，“权力否定生命又促进其发展；侵犯生命并加以排斥；保护并繁殖生命”。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众议院同意授权总统布什对恐怖分子使用武力，并于11月通过“爱国者法案”，这即是阿甘本所说的“紧急状态”，在其中“嫌疑人”受法律之外的力量支配，“赤裸生命回到了它极端的不确定状态”。权力以“国家安全”为名裁决个体的命运，犹如对某种危险的病毒的免疫；而个体暴露在紧急状态下的法外力量中，犹如暴露在致死的病毒之中。
以病毒作为隐喻或许是一种足够强有力的政治批判话语，但我们的问题是，这种隐喻对于“病毒”一词原本的含义而言意味着什么？如同《流感》电影所表现的那样，它倾向于将现实问题形式化，并赋予这些抽象形式以普遍性。正如我们所见，这一理论化的方式抽干了事件的现实性。没人否认这些隐喻的深刻性，但它们都不是对“病毒”本身的深刻讨论。人们将病毒隐喻用作政治批判，但唯独绕过了病毒本身。随着病毒成为隐喻，它也从脏乱的现实上升至绝对卫生的话语世界，人们思考病毒的时候是不需要戴口罩的。然而一旦病毒从医学词典中的一个词变成一种我们无法逃避、被迫以身处其中的方式加以经验的现实的时候，对它的隐喻性讨论是远远不够的。在现实的病毒面前，我们依旧在谈论隐喻的病毒，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种负责任的理论姿态。或许我们应当穿过病毒的隐喻，无论是个体眼中病毒性的权力，还是权力眼中病毒性的个体，来讨论病毒本身对于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求助于医学纪录片吗？很难说这有助于我们的主题。在医学的领域内，我们确实将获得关于病毒本身的知识，但这并不是关于“我们”的知识——所谓的“我们”意味着一个身处现实世界之中的共同体。讨论病毒并非是在讨论一桩无关紧要的事，它与我们现实的生死息息相关，因而带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急迫性。尽管电影《流感》中表现的病毒充满了隐喻性，但就这部电影所呈现出来的现实感而言，它依旧可以为我们的讨论提供资源。
3.
病毒唤醒了人们对于共同体的原初经验：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因共同的利益而团结在一起，这种共同利益首先包括“活着”，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善好。然而病毒并非作为一个可见的巨兽而使得人们同仇敌忾，它是人类生命之敌，但因其传染性，它使得对自然的敌意和对他人的敌意难以区分。因此病毒对于共同体的威胁并不仅仅表现在对人口的削减，它同时也侵害着使人们得以联结起来的那种“共同利益”的正当性：一旦有人感染病毒，他的生命便被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所排出，他因此被共同体放逐荒野。电影《流感》近乎夸张的表现出了这一点：当士兵被他的同伴发现受到感染时，其余人瞬间便将其识别为敌人。但由于电影中的病毒没有潜伏期，因此比起现实而言它依旧是简化了的。潜伏期意味着“敌人”可能隐蔽在任何一个角落，它可能是周围任何一个人，当然也可能是自己。人们在共同体中已经无法获得安全，结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共同利益得到保障，而仅仅意味着分享了共同的危险。对于治理者而言，这是比人口死亡更严重的事，它意味着共同体本身的分崩离析；而随着共同利益成为空话，权力自身的正当性也岌岌可危。电影中将这种正当性危机表现为受感染民众的暴动，他们希望冲破隔离，从而强迫治理者重新将他们认同为共同体中的一分子。
《流感》剧照
基于这一考虑，隐瞒几乎成为了治理者的应激反应。在电影中，病毒爆发的太快以至于盆塘议员连隐瞒的时间都没有；而对于具有潜伏期的病毒而言，隐瞒只会让它扩散地更远，以至于不可能采取电影中那样的极端措施。隐瞒最终将在所有人的视线中破产，它使得公众意识到治理者的处置是何等失当。我们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发现了这种隐瞒从运作到破产的全过程，当灾难来袭，治理者并未提供有效的防护，相反它还阻止着个体自发的避难措施。个体的自发避难公然宣示着治理者的无能，而这是不被允许的。此时治理者的目的不再是维护共同利益，而是通过禁止、控制、宣传等方式使人相信，他有能力维护共同利益。治理者的逻辑因此变得自相矛盾，一方面它试图控制局面，阻止灾难的蔓延，并且重建因怀疑而日渐崩坏的社会团结；另一方面“拯救者”必须是它而不是个体或是个体之间的结盟。
病毒并没有使得利维坦的巨大身躯瘫痪，相反它总是刺激了它的内在力量。面对病毒，共同体趋于崩解，似乎只有原子化的个体能够抵御病毒的侵害，然而现代技术的发展能够支持精确到个体的治理，因病毒而中止的人与人的横向交互被治理者对人的纵向控制取代，后者同样可以支持起共同体的躯干。在电影中，政府治理依旧以共同利益为旗，但这已经不再是个体所能感知的共同利益了，因为所谓“共同”首先预设了他人的存在，但在纵向的控制中这一点恰恰是缺失的。除此之外，可以预料的是，在潜伏期更长的病毒蔓延时，道德修辞也将发挥其作用，它将成为对纵向控制带来的共同性缺失的补偿。
如同电影《流感》所表现的那样，感染者的目的仅仅是战胜病毒，然而韩国政府考虑的是如何战胜他们。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最初的隐喻：从一开始，治理者便把一个需要共同体一同面对的危机转化为共同体内部治理的危机，在治理者眼中，病毒不是引起混乱的病原体，而就是这种病原体所引发的混乱本身。在这个意义上，电影中的治理者一直沉浸在他们的隐喻之中。在疫情初期，盆塘议员就对医生的报告十分不满，他并不想听医学报告；在此之后，无论是总理、总统还是驻韩美军，他们都不曾真正地了解病毒。
这或多或少暗示着，治理者已经失去了对危机的敏感：他们不相信共同体会因为它之外的某种东西而陷入危机，共同体的危机源于共同体内部。这一信念又与敌我区分的信念互相渗透：不可能有真正团结的共同体，我们总能在其中发现敌人的踪迹，而我们也唯有凭借着敌人才能界定自身。事实上，“敌人”一词似乎就已经预设了只有人才能与人为敌。治理者不是那个燃烧着心脏照亮前方，带领人们走出幽暗森林的丹柯式领袖，在治理者的带领下，人们从来没有走出过任何森林。
我们试图穿过以病毒为隐喻的政治批判话语，直面病毒这一实事本身，然而我们依旧在某种现实的隐喻面前却步了。在治理者那里，任何外在的危机都成为了内在危机的隐喻，病毒也不例外。以这种方式，人们抽干了外在危机的现实性，而只是将其当作一种空有意义的修辞，正如人们并不相信真的有“天塌了”的一天。这一隐喻决定着危机来临之际人们的处置方式，而如我们所见，它很少走向真正的团结一致，而总是令人失望地将矛头指向自身。当治理者先行地以隐喻方式将病毒理解为内在危机之际，这种隐喻式的理解本身就成为了一切内在危机的源头。直面病毒意味着放弃将其内在化的隐喻式理解，而这看起来如此艰难。或许从人类文明成型之际，城墙的作用就是用来阻挡同类的，或许古往今来的治理者都未曾对共同体之外的危机有过真正的敏感。至今我们也只能以一种远远不够的隐喻方式来讨论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