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的夏天，我出现严重的消瘦、脑病、肺结核等合并症，经柳州一家医院确诊为艾滋病毒(HIV)感染。当时，医生开出病危通知单，连抢救器材都用上了，母亲和姐姐吓得大哭了起来。当时，我脑子虽然尚还清醒，但也“轰”的一声如雷贯穿，唯一的感觉是——彻底完了。那张薄薄的化验单，无异于死亡通知单。我心里只剩下痛苦和绝望，只想快点结束我24岁短暂而可悲的生命。我甚至想好，如果这次抢救过来，也判了“无期徒刑”，艾滋病是治不好的，活着也是受罪，我打算自杀。入院7天，病情稍有好转。我拒绝打针服药，吵嚷着要马上出院，不想让母亲在我身上浪费钱。妈妈和姐姐用绵绵不绝的眼泪劝说我留下，接受系统的治疗。生病以来，生命中的三个人让我一天比一天坚强。一个是我的主治医生，他和蔼热心，让我认真对待自己的病情，特别是让我知道，一个HIV病毒携带者，要洁身自爱、自尊自强。其他医生护士为我做检查、打针时都戴了双层的医用手套，连家里的一些亲人都不敢接近我，而他是第一个和我握手，为我做检查时不戴手套的医生。另两人便是我母亲和小姨，她们理解我，年过半百的母亲每日守在病床前。有几天，两名艾滋病患者去世，先后被抬上车、盖上白布推去太平间，我心里十分恐慌，担心下一个会轮到自己。这时，当护士的小姨坐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耐心地跟我说：“现在医药发达，患这种病不可怕，能治，你年轻，身体底子好，肯定可以活到很久很久。”住院费用很高，我家在农村，不富裕。7岁时父亲患鼻咽癌去世，母亲是残疾人，我们母子三人相依为命。我去广东东莞打工后，染上了艾滋病。生病后，我曾偷偷去私人诊所治，钱花了不少，病越来越重。姐姐去广东把瘦得不成人样的我接回柳州治疗，拿出两万元的全部积蓄给我治病，小姨也给予大力经济赞助。有了医生和亲人们的不离不弃，我终于有了战胜疾病的信心，打消了自杀的念头。病情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15天后我从重症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两个月后，我基本康复，终于可以出院回老家，在外面飘了5年，又可以和母亲形影不离地在一起生活了。姐姐已远嫁他乡，妈妈担心我想不开，白天黑夜地守在我的身边，我对母亲说：“妈，你放心，我是一个从鬼门关爬回来的人，不会再干傻事了。”休息一段时间后，我开始下地劳动，母亲不让我干重活。小姨常回来监督我，嘱咐我坚持吃药，乡里还给母亲办了低保。我的病乡亲们大多并不避讳，但我自觉不去别人家串门，就连看到表姐天真无邪的小孩想抱他时，也总是忍住了。今年，我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农闲时我会去镇上打打短工。前年秋天，在镇上工地打短工时，一个女孩对我有好感，我也喜欢她，但我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觉得不能害她。我向她坦白了过去，她十分惊讶。15天后，她告诉我，不计较我的过去，只要改过，她愿意和我在一起。当时，她为了我们在一起力排众议。今年“五·一”，她已成了我的妻子，我们没有举行婚礼，去北海度了蜜月。妻子温柔善良，孝敬我的母亲，现在我十分幸福，还打算明年收养一个女孩。得病之后，我想我有义务承担起预防艾滋病的宣传任务。为了不让更多的人走这条路，我勇敢地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希望每个人都能给自己的健康做好“安保”。

文/广西 风云口述 张玉清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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