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采取行动应对新冠大流行的当下，“是时候再次承诺并加快到2030年终结艾滋病的努力了”。图为学生手捧自己制作的预防艾滋病宣传红丝带参加活动。 （视觉中国/图）

过去20年间，优质治疗已避免1620 万人死于艾滋病。上述数据来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最新发布的报告——《全球承诺与地区行动》（以下称《行动》报告）。

自1981年6月5日世界上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在美国被报告开始，人类与艾滋病已抗争40年。《行动》报告称，2020年，全球376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有2740万人在接受治疗，而2010年这一数字仅为780万，增加了2倍多。

“尽管世界已取得巨大进步，但悲惨的现实是最脆弱的群体仍处于危险之中。”在2021年6月8日联合国召开的第七十五届艾滋病高级别会议上，会议主席沃尔坎·博兹克尔在开幕致辞中说，在全世界采取行动应对新冠大流行的当下，“是时候再次承诺并加快到2030年终结艾滋病的努力了”。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温妮·拜恩伊玛也警告，在新冠危机的余波中，“我们甚至可能看到艾滋病再度大流行”，她呼吁较富裕的国家不应“后撤”，要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医疗保健资金。

在全球瞩目下，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的政治宣言，包括到2025年，将每年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控制在37万例以下，将每年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病例控制在25万例以下，将少女和年轻妇女中新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减少到5万以下等一系列承诺，共有165个国家投出赞成票，宣言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

十年，艾滋病感染速度减慢了30%

“在药物的持续治疗下，我不再惧怕传染艾滋病毒，可以孕育健康的孩子，还可以好好活着看孩子们长大。”在联合国艾滋病高级别会议开幕式讲台上，来自乌克兰的雅娜·潘菲洛娃激动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她今年23岁，在10岁那年不幸确诊了艾滋病，口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给了她享有正常生活的希望。

雅娜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的母亲对艾滋病守口如瓶，她的班级老师告诉同学们，不能同艾滋病患者讲话。为了了解这种疾病，了解是否能够正常地婚育，她只能从谷歌上寻求相关的信息。

现在，雅娜向社会公开了自己的HIV携带者身份。在持续的药物治疗保障下，她过着与健康人没有差别的生活。“但还有很多人生活在孤立和恐惧之中。”雅娜说。

自40年前出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至今，全球累计775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3500万人因艾滋病死亡。幸运的是，经过全世界共同的努力，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及艾滋病的感染速度均在下降。

《行动》报告显示，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来，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下降了43%，艾滋病的感染速度减慢了30%。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21年对全球艾滋病毒与艾滋病的初步统计，2020年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相比于2004年的峰值，已经下降了61%。

沃尔坎·博兹克尔介绍，已有数十个国家实现或超过了2016年联合国大会设定的2020年艾滋病防治目标，这一趋势表明全球艾滋病防治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他呼吁各国积极采取行动，在2030年前彻底终结艾滋病。

具体而言，该目标希望各国在与流行病学相关的群体、年龄组和地理环境中，为95%有感染风险的人提供以人为中心、有效的艾滋病毒综合预防方案。确保95%的感染者知道自己的HIV状态、95%知情患者能够接受治疗、95%的受治疗者的艾滋病毒得到有效抑制。

联合国认为，如果能在2025年实现为3400万人提供艾滋病治疗等目标，那么，在2030年之前，全球各国可以避免360万新发HIV感染和170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从而有望彻底终结艾滋病。

消除不平等

作为积极参与艾滋病行动的知名人士、联合国和平使者，查理兹·塞隆亲眼目睹了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暴力加剧了青年妇女与女孩群体中艾滋病的流行。

联合国数据显示，在2020全球新增艾滋病感染者中，妇女和女童占了一半。撒哈拉以南非洲15-19岁年龄群里，每7名新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中有6名是女孩。

严峻性别不平等现状，让此次大会的重点议题“不平等会导致死亡”（inequalities kill）显得尤为紧迫。

疾病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病痛，还有健康的人对于病者审视的目光。泰国曼谷玛希隆大学诗丽拉医学院的Kulkanya Chokephaibulkit教授在参与此次大会边会活动时指出，如何通过社区发现患者，并向其提供必要的支持，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在歧视语境下，艾滋病是一个讳莫如深的秘密，脆弱的感染者容易成为一座孤岛，得不到应有的支持。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一直在提倡社区应对方案中的GIPA（更多艾滋病患者参与）原则，呼吁要将HIV感染者的领导力量置于社区应对HIV工作的中心，并要保证这些社区工作者拥有充足资金支持和公平的薪酬。

在2021-2026年全球艾滋病战略中，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为相关社区制定了十分详细的目标，比如社区要提供30%的艾滋病病毒检测和治疗服务，80%的HIV预防项目要由社区、重点人群和妇女领导的组织提供。

这些倡议与目标，给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更多的机遇和保障，让他们能够将自己的不幸化作一项事业，并且得到生计的保证。

此外，消除不平等更有赖于优化结构性的阻碍因素。对此，温妮·拜恩伊玛提出了大胆设想：“知识产权规则需要改变，以确保相关科学成果能够具有更广泛的可及性，不再受限于人们所持有的护照；治疗艾滋病病毒的药物制造商不能被垄断；通过法律途径促进性别平等和消除污名化。”

未来抗艾面临情形将更复杂

中国抗艾大约可追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由于个别患者使用未经充分筛查的进口血液制品，我国开始出现最早的艾滋病毒感染事件。1985年出现第一例因感染艾滋病而死亡的案例，3个月以后，国家禁止了血液制品的进口，也正式启动了我国与艾滋病病毒的抗争。

事实上，作为全球艾滋病感染情况最为严重的15个国家之一，中国已经在防控艾滋病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从2004年开始免费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项目，到通过母婴阻断等技术从传播途径扼制艾滋病的传播，均取得良好成效。

中国也参与了此次联合国艾滋病高级别会议。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在大会发言中提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在科学防治的不断努力下，连续实施多个艾滋病防治五年行动计划，使得感染者接受治疗并治疗成功的比例均达到90%以上。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和伦敦国王学院政策研究所的伊丽莎白·皮萨妮于2020年出版的专著《艾滋病在中国——超越数字之外》中的数据可知，2015年中国HIV检测数量已超过1亿次，HIV检测服务点数量为24754个，而2007年的数据分别为2000万次和3683个。从感染的途径来看，我国男性和女性感染艾滋病比例最高的途径均为异性传播，2015年新确诊感染艾滋病人群中，95%的女性和58%的男性是在异性性行为中感染的。

2008年至2015年中国男性艾滋病病毒新感染病例 （《艾滋病在中国》/图）

2008年至2015年中国女性艾滋病病毒新感染病例 （《艾滋病在中国》/图）

2005年至2014年中国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的患者占符合接受治疗条件的患者的百分比；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和正在接受治疗的人的年死亡率 （《艾滋病在中国》/图）

2020年，北京协和医院曹玮博士和耶鲁大学医学院的艾弗里教授等人的一项研究也表明，自2003年中国国家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实施国家免费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计划以来，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治疗覆盖率显著提高，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率从2002年的39.3%下降到2014年的3.1%。

上述研究者认为，当前我国艾滋病治疗的重点，已逐渐从紧急护理，转向非艾滋病相关慢性并发症的管理和慢性炎症的控制。

吴尊友和皮萨妮在《艾滋病在中国——超越数字之外》一书的最后指出，中国即将要迈入对抗HIV的第40年，与最初相比，未来抗艾面临的情形将更加复杂。首先，如何进一步预防艾滋病在特定人群中的传播？其次，防治行动的主导力量需转变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社群自身，这也为传统的服务实施模式带来一些挑战。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吴帮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