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上海莱士生物制品公司在对接收的一批血浆常规检测时，发现一例血浆检测为“抗HIV+”。

这张印有“抗HIV+”的检测单，很快被发回了血浆来源地阜阳。当地采血站化验员看到这张单上的“抗HIV+”，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查阅了资料后，才知道这个符号代表着艾滋病毒。

在那个年代，艾滋病还不为中国大众所知，包括很多医疗工作者都认为艾滋病离我们很遥远，却不曾想在一个内地城市出现了艾滋病患者。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例艾滋病只是一个开端，随着事情的层层上报，更多的艾滋病例被发现，甚至出现了艾滋病村。

一起了解上世纪90年代初的艾滋病往事。

再次检测的结果。

1994年，当看到那个“抗HIV+”的检测单，所有人都对此表示怀疑：

“这玩意不是只有外国人才会得吗？”

当地卫生部门立刻安排对这名被采血者和其家人进行复查，用的名义是为了检查丙肝。

但遭到了全家五口人的坚决反对，无论工作人员怎么劝说，这五个人死活不同意。

最后工作人员得知了一个消息：

“这家男主人信奉基督教。”

最后由当地政府出面，找到当地基督教会，这才做通了男主人的思想工作。男主人又回到家了，说服了家中其中四人。

但是一个敏感问题又出现了，司机一听说是去检测艾滋病，没人愿意开车载人。

最后是当时阜阳地区地方病防治站的戴建国司机，主动站了出来：

“走，上我的车,我送你们去!”

在县城对五人采了血后，血样立刻被送到省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父子二人阴性,母女三人都是阳性！”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沉默了，但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三名艾滋病患者都是单采血浆者。

单采血液是把身体的血液历经设备分离出来，提取出血浆的成分后，最后把血细胞还给取血者。

这说明了当地某些采血浆血站很可能出现了交叉感染。

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艾滋病距离大众如此之近。

中国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1985 年 6 月 4 日，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的一例艾滋病患者，是一名来华旅游的阿根廷青年。

作为一名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青年，姑且称这名患者为托马斯。

托马斯是在到西安旅行结束，返回北京的途中，出现了发热和咳嗽症状，托马斯本想立刻回国治疗，但他的病情恶化很快，只能选择在中国治疗。

当时的国内只有少数几个医院能够收治外国人，托马斯被送往了北京一家医院的医院外宾部。

医院经过问诊发现，托马斯15 年前定居于美国洛杉矶，有过同性恋史，但没有过吸毒史。

尽管医院竭尽全力进行抢救，托马斯还是在入院40小时后因呼吸衰竭抢救无效死亡。

当时的医生不能确认托马斯身体衰竭的原因，因为艾滋病这个名称在1982年才刚刚问世.

最早发现的艾滋病患者是在1981年的美国， 5 名男性同性恋者患上了卡氏肺囊虫肺炎，随后越来越多的同性恋人群中出现了类似患者。

1982 年，这种奇怪的病症被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翻译成中文就是“艾滋病”。

抢救托马斯的中国医生为了弄清他的真实死亡原因，选择了打“越洋电话”。

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和互联网，中国医生经过一番周折，找到了托马斯在美国的治疗医生，对方的回答很干脆：

“你们的怀疑是正确的，这个病人去年在我们这里，就已经诊断患有艾滋病了，同时合并卡氏肺囊虫肺炎。”

为了弄清艾滋病的发病病理，医生们希望可以对托马斯进行尸检。

但托马斯是个外国青年，想要尸检必须征得亲属的同意，通过阿根廷使馆得知托马斯已经离婚，并且没有子女，医生们联系到了托马斯生前的性伴侣，得到了尸检的许可。

这也是中国医疗人员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艾滋病。

1985年托马斯是由于同性恋患上了艾滋病，1994年的这例艾滋病却很有可能是由于非法采血造成的。

暴利之下的罪恶。

时间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国内的中西部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行当，就是组织“采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医疗条件的变好，社会上对于血液和血浆的需求开始大幅度增加起来。

不同于现在的无偿献血，当时有一群人开起了非法采血站，用金钱引诱无知的人群前来卖血。

“胳膊一伸，抽完血后，53块钱轻松到手。”

这时当时一些卖血者的真实回忆，在上世纪90年代初，53块钱的购买力还是非常具有诱惑力。

很多卖血者拿到钱后，到饭店花五块钱吃顿好的补下身体，剩下的钱就揣在怀里。

也有很多人一开始是犹豫的：

“血是精贵的，抽走了会不会对身体不好？”

不法分子当时也是有着妙招，他们雇来面包车，架着大喇叭，走村过乡的开始鼓动：

“卖血光荣！”

“卖血致富！”

贪婪是可以让人疯狂的，有人为了钱开始卖血，在尝到了甜头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前往。

同村的一起包个三轮车，车接车送非常方便，更有甚者选择睡在采血站外面，第二天可以再卖血拿上一笔钱。

原本选择观望的人，看到别人挣钱后，也坐不住了，那些不去了甚至遭到了有些人的嘲笑：

“别人都去挣钱，就你不去，是不是身体不好？”

卖血者得小钱，“血头”有回扣，组织者获大利，转手加价将这些血浆卖给医药公司。

县城一来电话，“血头”就叫上乡亲们一起坐车，赶到血站开始卖血，每次每人扣除10元来回车费，到手能得40多元，但“血头”不需要扣除车费，算是一种回扣。

那些疯狂的卖血者不知道什么是卫生防护，共用的针头和设备正在无形的传染着一种疾病。

艾滋病村。

这种“轻松挣钱”的时光，只持续了三年便宣告结束。

1994年9月，上海莱士生物制品公司一份“HIV+”检测单，引起了上下轰动，卫生部派出一个研究小组调查，最终将感染途径锁定在当地的单采血浆站。

1995年3月，当地卫生部门强行关闭全市采血浆血站,阻断艾滋病传播渠道，同时开展HIV筛查。

排查过后，当地形成了几个艾滋病村，大都是当时集中卖血较多的村庄，里面相对感染人数比较多。

陆楼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那场卖血潮中，有324户共计532人参与其中，占总人口的42％，最终导致全村1256人中有195人感染了艾滋病。

当年的那些“血头”几乎都感染了艾滋病，回忆起过去，一个曾经的“血头”懊恼地说道：

“本想着乡亲们缺钱用，这才叫他们一起去，没想到竟会要了大家的命！我真想喝农药一走了之！”

不过曾经的艾滋病村在政府的关怀下，渐渐消除了恐慌，现在生活恢复了平静。

这里有驻村村干部，衣食住行有人关怀。

这里有驻点医生，患者可以免费领取治疗药物。

对于这些无辜的患者来说，克服心中的恐惧是最大的难题。

张爱勤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他的丈夫早几年也因为艾滋病去世了。现在的张爱勤如同正常人一样，到位于镇北的一家浴室洗澡，老板看到她后微微笑了一下，直接让她进去了。

陆楼村刚开始出现艾滋病情时，邻村的人见到那些患者就躲。但现在大家也慢慢习惯了，经过不断宣传，当地人已经知道了传播途径，洗澡是不会传染的。

张爱勤洗完澡后，走在村里的街头，乡亲们亲切的和她打着招呼，这让她很是高兴。

但张爱勤不愿去县里或则外面：

“别人知道后，看你的眼神怪怪的。”

幼小的关怀。

2002年左右，当年那些卖血者开始陆续发病，很多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很快离开了人世。

死亡并不能带走所有的悔恨，有一些患者传染给了自己的孩子，还有的孩子幸运的没有被感染，但失去了父母，成为了孤儿。

父母虽然离去，对于这些艾滋病家庭来说，更加痛苦的是别人异样的眼神。

楠楠出生时，被父母传染了艾滋病。父母虽然很快去世，叔叔奶奶都不愿意理她，学校的同学和老师也不愿和她来往。

虽然政府一直在普及艾滋病知识，只有通过性、血液和母婴才会被感染，一起生活和吃饭没有影响。

但普通民众还是有着潜在的恐惧感，没有同学愿意跟楠楠坐一个桌子，楠楠放学后从村里谁家门口走，都让她绕着走。

不过这些艾滋病儿有着政府和爱心人士的帮助。

2003年底，全国第一个救助艾滋孤儿的民间团体——“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开始成立，她的发起人正是张颖。

张颖原来的身份让人大吃一惊，她本是一个千万身家的富商，在阜阳当地从事体育用品销售，有着红火的事业。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颖陪同去慰问了艾滋病儿童，看到这些艾滋病儿童渴望的眼神，张颖内心中的一根弦，狠狠地被拨动了。

她停下了自己的生意，全心投入到关爱救助艾滋孤儿的工作中，几百名艾滋儿童找到了温暖和信心，他们亲切的称呼张颖为：

“妈妈…”

现在。

艾滋病有着漫长潜伏期，如果不发病，或许不知道自己染病。

对于普通民众，不恐慌，做好洁身自好，正确看待一种疫病。

对于那些不幸染病之人，积极治疗，不要悲观，更不要隐瞒和恶意伤害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