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观念是开放了,但性知识并没有跟上。随着近年来社交软件的兴起,高危性行为变得更加容易突破高校“围墙”,并且出现了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感染的苗头。
同性社交软件“助推”高危性行为
2017年12月的一个阴冷冬日,武汉某高校的大学生小浩通过交友软件结识了一名男朋友。没有抵挡住对方热情的约会邀请,小浩忐忑赴约,却不曾想这一次的同性性行为让他后悔万分。
2018年3月,他被医院确诊为感染HIV病毒。“怎么一次就中招了!”他后悔莫及。目前,小浩正在武汉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北京一所高校硕士研究生小兰告诉记者,现在大学生用得较多的几款男同社交软件都不需要实名,通过手机号码或邮箱注册即可,有的人在社交软件上约会专找校内学生。
合肥某高校大一学生小李早在高中时就通过社交软件约过一个男性,对方主动要求戴安全套。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小李通过该软件第二次约人发生高危性行为,这次对方没戴安全套。
不久后的春节期间,小李感觉不适、持续低烧。次年3月,小李由合肥市疾控中心确诊艾滋病毒阳性。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湖北省艾滋病临床培训中心主任桂希恩介绍:
10多年里,仅他接诊的艾滋病感染者就有225名大学生,其中212人为男生,女生只有13人。而且,感染者几乎都是性传播造成的,其中82%是男男传播。
武汉市卫计委的数据显示,近5年武汉新报告病例中98.6%是通过性途径感染,其中男男同性性途径占65.4%。15~24岁和25~34岁年龄组男性病例占全部病例53%。
新报告青年学生病例占全部青年病例的比例持续超过30%,其中男性占比高达99.2%,经男男同性性途径传播占比高达91.3%。
专家分析,男同社交软件的兴起是艾滋病打破高校“围墙”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对于同性恋行为的重新认知,让大家对不同的性取向有了更多包容,这使得原本压抑自己性行为的男同群体越来越“释放自我”。而社交软件的兴起,让男同找对象格外容易。
以前,男同一般只在酒吧、公园等特定社交场合接触,最多就是在论坛里发帖,被动等待应答。如今,随着男同专用社交软件的兴起,他们之间的互动更加方便频繁,高危性行为更多。
一些高校男同群体在社交软件上都是半公开化地活动,甚至有专门的学校群。学生中的男同,不仅校内交往密切,也更容易被校外的男同“发现”,圈内人称之为“秒约”。更麻烦的是不少人“盲约”,约会前后均不知对方身份,一旦发现自己染病,根本无法追查源头。
学生感染者是绝对少数,但比例增加
“虽然大学生对艾滋病的知晓率较高,但他们行为的自控能力弱。”
与大量艾滋病感染患者访谈后,安徽医科大学公卫学院教授、中疾控艾滋病专家组成员张洪波分析认为,尽管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高校艾滋病宣教工作,但这依然不能阻止大学生们发生高危性行为。
张洪波说:“从比例上说,高校不是艾滋病的重灾区,学生感染者依旧是绝对少数,但是学生的感染比例在逐年增加,这其中可能有学生感染者查出率较高、高校入学率增加等原因,但也反映出艾滋病有从高危群体向普通群体蔓延的趋势。”
张洪波告诉记者,除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卖血感染者,艾滋病最早是由一些吸毒人群共用针头传染引发,后传播到社会上的男同群体,随后再通过社会人传入校内男同群体。
最后,有些非同男生因为好奇或其他原因尝试过高危性行为而被感染,因此校园内目前已经有个别案例是男生传染给普通女生。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由于高校学生正处于性冲动最强、自控能力较弱的阶段,因此学校特别是高校是今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阻断艾滋在校园内蔓延需多方合力
为向伴侣表示忠诚、存在侥幸心理、对艾滋病感染途径知晓不足等是学生们自我保护意识的“软肋”。专家研究发现,很多孩子在性发育阶段如初高中阶段受到了诱导,这促使其首次男男性行为趋于低龄化,因此对于青少年艾滋病的干预要提早到性发育阶段。
“对学生的性健康及艾滋病的相关宣传教育应提早至小学和初中阶段,让青少年正确地认识性生理,培养健康的性观念和负责任的性行为,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预防措施、危害程度,并有预防和抵制不健康性行为的能力。
对于高中、大学及研究生阶段的学生,应当对其进行性知识及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强化教育,让其能够深刻认识到艾滋病对于其自身、家庭及社会的巨大危害。”张洪波说。
研究显示,高危性行为中有1%到3%是恶意传播,即明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依旧不戴安全套。
专家称,目前对于恶意传播的认定、查处都非常困难:一是很多人会称是被动方不愿意戴套,因此主动方不存在故意、恶意传播。二是被传染者发现自己被感染了,很难锁定传染者。
为此,专家建议,学校的广谱性教育和家庭的个别性教育要结合。现在学校的艾滋病教育已经形成体系,但是这些通识通常针对的是绝大部分低风险学生,效果有限,因此必须要对高危风险学生的家庭进行针对性指导。
此外,除了推广校园内安全套可及,还可以推动药物预防,以便学生在性行为前后均可降低艾滋病感染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