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特约记者 阿莫
6月28日，全球确诊新冠肺炎人数已经超过千万，病毒还在持续肆掠中。有专家认为，人类可能必须要进入和病毒长期共存的局面。除此之外，另一种曾经带来无限恐怖的传染病再次卷土重来。 6月初，非洲的刚果（金）卫生部确认该国西北地区暴发了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这次疫情被列为该国从1976年来第11次疫情。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传染性病毒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卫生危机和重要的公共议题。
显然，无数新闻报道文章和视频已经碎片式地映射了疫情重点方方面面，但系统性地书写某一种疫病之来龙去脉的著作依旧是可贵而稀少的：细致而深刻地探究疾病的源头、发展与人类的对抗过程更能让我们认知和反思社会面临的病毒危机。可怕的新病毒为什么会流入社会开始疯狂传播？为了对抗新病毒，人类做出过哪些努力，又有哪些欠缺？今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可能存在的病毒危机？
为此，《澎湃新闻·思想市场》采访了两位著名的对埃博拉疫情进行过系统性书写的作家。
因书写埃博拉而举世闻名的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 Preston）因新冠病毒的肆虐再度声名大噪，他是《纽约客》撰稿人，普林斯顿大学英文博士，除了《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以下简称《血疫》）外，他另一本书写埃博拉的非虚构作品《血殇：埃博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下简称《血殇》）的中译本也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与中文读者见面。《血疫》是目前全球有关埃博拉销量最高的书籍，长居畅销榜。普雷斯顿因此成为了首个以非医师身份获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颁发的防疫斗士奖的获奖者。2019年，《血疫》被改编成了电视剧，收视率十分可观。
大卫·奎曼（David Quammen）是一位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国家地理》的特约作家，获得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的奥斯卡奖，他的著作《溢出》是一本有关新兴疾病的科学、历史和人类影响的著作，入围了8个国家和国际奖项，并获得了3个奖项，深入讨论了包括埃博拉在内的许多现代病毒。2014年，《溢出》一书中关于埃博拉的部分重新整理修订为《埃博拉》出版，获得极大讨论度与影响力。
《溢出》
书写瘟疫的方法
夏尔·莫内因感染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的姊妹病毒）而死去。当他试图乘机前往内罗毕医院时，身体的崩溃早有预兆。神经恍惚，大汗淋漓的夏尔坐上飞机时，面部已满是脓包，整个头部都变成了黑色和青色，回到座位后他便开始不停地呕吐，呕吐物弥漫出的气味让人感觉像是到了屠宰场。呕吐物黑色混合红色，可能包含他已经液化的器官。最终，夏尔·莫内脊梁塌陷，在昏迷中呕血及排泄出自己的内脏，直到死去。
这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一幕发生在《血疫》第一章及据其改编的电视剧开头。以至于著名恐怖悬疑小说家斯蒂芬·金都忍不住评价《血疫》的第一章为：“我这辈子读过最可怕的东西。”事实上，可怕的病状描写描写贯穿全书：“胎儿显然在子宫内崩溃并流血致死”、 “血泪”流淌出来、皮肤和脏器“坏死”或“腐烂”……
用这种方式书写埃博拉的《血疫》毫无疑问是成功的。《纽约时报》上的文章称书中描写的案例像科幻惊悚片中的内容一样可怕，这种深入骨髓的惊恐的引发了大量关注。在出版当年，《血疫》位居《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长达61周。1995 年，达斯汀 · 霍夫曼主演的电影《极度恐慌》正是受这本书的启发拍摄而成的。去年，《血疫》改编成同名美剧，至今收视率依旧居高不下。
但同时，这种书写方式也受到了挑战和质疑。在《血疫》出版后不久，一些医学专家，如肯特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授塔拉·斯密斯（Tara Smith）就曾多次撰文指出，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并不都是如《血疫》中描述的那样内脏“液化”、“巨量的”血液从身体里“倾洒”而出，“实际上通常患者看起来病情严重，看起来很虚弱，他们的呕吐物或排泄物也许会有血，或者牙龈或鼻子会偶然流血”。而《血疫》却将耸人听闻的症状描绘为埃博拉病毒患者的典型表现。
但普雷斯顿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这样的书写“揭露真实”，在《血疫》的“致读者”中，普雷斯顿写道：“这是一本纪实作品。故事是真实的，人物也一样。”本次采访里，谈到这种写作方式时，普雷斯顿阐述了自己的理念：“当我去决定书写埃博拉病毒时，我去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是大量的采访，以了解当事医生和病人的经历。”他认为这种方式能够还原真实的原因在于大量引用了当事人描述下的场景、对话以及心理活动。当事人的感受也是事实的一部分，细致的描写更能够还原这种可怕病毒对人类造成的威胁。
同样书写埃博拉的作家大卫·奎曼也认为《血疫》的书写方法是夸大的：“当我开始自己研究这个问题并与普雷斯顿采访过的一些专家交谈时，我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是，实际情况与普雷斯顿所描述的有些不同——埃博拉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但并不像他写的那样血腥，不会总是有人七窍流血死去。”奎曼认为，夸张的描述令埃博拉看起来像是“一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并造成了人们不必要的恐慌。
因此，他选择了用另一种的方式去书写这种疾病，他前往加蓬东北部森林中埃博拉栖息地进行了长期的探访和研究，倾听亲近埃博拉病毒的非洲人的声音：“我们坐在篝火旁讨论病人的情况。然后，我尝试以比较自然真实的方式，从生态观，进化论和社会观察几个角度来为读者描绘埃博拉。”比起《血疫》来说，《溢出》更像是一本朴实无华，甚至有点枯燥（涉及许多复杂的病毒学知识）的调查报道作品。而书名《溢出》直接取自于传染病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病毒的“溢出效应”指的是原本只能在特定宿主物种中传播的病毒发生蛋白质的突变，使其可以感染另外的宿主物种，并能在后者内部连续传播。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病毒发源地的考察，病毒传播链路和方式的分析，以及当地生物的生存状况等等，并且将埃博拉归纳到人畜共患病中进行讨论。奎曼认为这种系统化而非单一聚焦某一疾病的展现方法能够令人更深入思考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但显然，《溢出》的销量和社会影响力远不如《血疫》。更有意思的是，大卫·奎曼正是因为《血疫》一书而听说埃博拉病毒并开始对之产生兴趣的，他读了普雷斯顿的书后感到“很吸引人”，由此产生了对病毒发源研究的想法——也许，恰恰是“不那么准确”的夸张描述更能更容易进入公共视野，让许多人第一次关注到某种疾病，但它所呈现的猎奇化场景是否歪曲了大众对疾病的认知的确也是值得商榷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和书写方式对社会认识病毒产生了怎样不同的影响，影响力和准确性之间该怎样取舍和平衡，是今后的疾病书写中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当病毒遭遇贫穷
“埃博拉爆发的时候，许多非洲当地的村民都觉得病毒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他们根本不相信病毒的存在，而是比较迷信地看待疾病发生时的状况，所以，许多感染者逃离了村庄，并把这种疾病带到了非洲的一些大城市”，普雷斯顿说道。
当讨论到可怕的病毒的时候，我们往往总体性地把它视为自然与人类的抗争，实际上，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人类和病毒的博弈也有非常大的不同。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爆发的情况向人们深刻展示了贫穷如何帮助疾病肆虐和扩张：据普雷斯顿的采访调查，当地的卫生状况极为糟糕，一个针头竟然可以用一两天，为了治疗而接受注射的人们很快就受到感染。糟糕的社会教育和恶劣的医疗条件成为埃博拉传播的极大助力。
在本次采访中，普雷斯顿再次强调，经济发展不同的地区，对于遏止病毒的措施完全不同，当埃博拉病毒传播到非洲相对较大的一些城市中时，城市居民的卫生意识比较好，受教育程度高，可以意识到病毒的问题，并开始进行交通管制，停止互相接触，不再靠近任何状似生病的人，不断洗手。所以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病毒反而没有在人烟稀少的农村发展得迅速。同时，普雷斯顿也提到，虽然古老而传统的隔离方式有一定作用，但整体来说，非洲因埃博拉去世的人还是很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医疗资源的匮乏。
经济直接影响着人类与病毒的抗争，并不断带来诸多直接关乎生死存亡的伦理问题。例如，普雷斯顿关注到了作为“英雄”的医护人员直接拒绝救治的情况。在《血疫》和《血殇》中，他详细描写了医护人员们遭遇的困境，如“一些抗争埃博拉的护士们选择了罢工：他们穿着生物危害防护服工作了十二个小时，每天应该赚30美元。一周的风险津贴为100美元，但塞拉利昂政府没有提供。因此，护士们决定停止工作。”
本次采访中，普雷斯顿对此进行了详细阐释，他表示，埃博拉肆虐时，在非洲，护士和医生都缺乏医疗器具、防护和药品，他们置身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他们拿到的工资本来就很少很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还克扣他们的补贴。令人难以想象的情况——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无薪工作是这里的常态，罢工成为了一种能够被理解的选择。毕竟，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他们就像是“在战场上的士兵”。
资源的分配不均并不因为病毒对人类“一视同仁”而不存在，反而显得更为极端和残酷，普雷斯顿讲述了埃博拉爆发期间的残酷案例：“塞拉利昂首席医生胡马·克汗（Humarr Khan）在救治病人时被感染，但他并没有获得第一批使用治疗药物的机会，而一名美国医生和一名美国传教士优先获得了药物并幸存了下来。”
而当我们从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去看高风险传染病的救治时，事实显得更加残酷。2014年、2018年埃博拉病毒两次爆发。2014年2月，埃博拉的第一次爆发是在几内亚境内。之后，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成为重灾区，疫情不断蔓延。截至2014年12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埃博拉疫情报告称非洲死亡人数超过一万人，感染及死亡人数都达到历史最高。2018年，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导致数千人死亡。
在这两次爆发中，国际上的援助都缓慢和稀缺。2014年2月，埃博拉的第一次在几内亚境内爆发。但是直到同年的8月，才陆续有国家派出国家医疗援助队伍前往非洲进行援助。2018年，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导致数千人死亡。在当地积极帮助对抗埃博拉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19年2月至6月期间，要求世界七大经济体提供9800万美元经费用于埃博拉应对措施，但资金却迟迟难以到位。
奎曼关注到了国际社会对于埃博拉的“冷处理”态度。在2014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奎曼曾说道：“我们应该认识到和记住的是，迄今为止，西非发生的事件不仅告诉我们埃博拉病毒的可传播性和杀伤力；还告诉我们三个西非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的贫穷，医疗保健不足，政治功能失调和绝望的丑陋事实，以及国际社会对这些情况的无视忽视。”
在本次采访中，奎曼在补充表示，在2014年西非国家的埃博拉大流行期间，加拿大，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关于是否应对西非人民关闭国门，甚至是否同意去援助西非的医学传教士和医疗救护人员回国都充满了争论。当利比里亚的一个人在访问美国期间死于埃博拉病毒时，新闻媒体和右翼评论员都歇斯底里地要求完全和西非切断联系。
一个显而易见的困境是，在面对疾病时，抉择总是两难的。当杀伤力极大的传染病爆发时。非起源地区的国家往往面临艰难的抉择：是封闭与起源地区的交流，以明哲保身为先？还是以参与救助和治疗，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为先？无论采取哪一种行为，都可能造成无数生命的痛苦。
尤其在发源国家经济、教育、卫生条件都缺乏的情况下，这种痛苦可能更容易扩散和被忽视——与爆发于发达地区爆发疫情的状况非常不同，贫困的发源地和外界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少，更容易被“切割”出去，他们客观上成为“更容易被放弃的生命”，其他国家对援助的态度也可能更迟缓和冷漠。
奎曼认为，当人们面对疾病时，应该以了解病毒为首要任务：“我们最需要的是更好地了解病毒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症状，后果，危险性等”，然后积极参与应对和救治，因为“病毒是全人类需要面对的”。但显然，病毒往往并不能团结所有人类，而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复杂的社会政治中去。
《血殇：埃博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被政治化的病毒与人畜共患的未来
埃博拉不仅为非洲带来了死亡，还带来了被污名化的身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崔娃”（特雷弗·诺亚，Trevor Noah）在一次演讲中说到，非洲爆发埃博拉病毒期间，他从非洲坐飞机去美国，由于是黑皮肤，且来自非洲，在转机的飞机上遭遇了种种异样眼神和言语攻击。仅仅咳嗽一声，就被人怀疑携带了病毒。
在埃博拉流行期间，许多非洲人被认为是因为粗俗、野蛮、与野生动物共生的习性而患病。奎曼在采访中指出，病毒会带来对文化习俗和信仰的污名化，人们下意识地对病毒发源地的文明进行丑化，并为其患病找出理由，这是受到文化偏见/种族主义所影响的，如：“非洲人吃野生生物时，我们称其为丛林肉（bushmeat），这是一个带有负面意味的词。当美国的人们（例如我居住的蒙大拿州）吃野生动物的肉时，我们称其为野味（game），没有消极的含义，但实际上两者是同一回事。”人们的双重标准可见一斑。如今，这种偏见在新冠疫情中再一次重演，奎曼认为，在谈论到新冠时，应该避免把病毒与特定地域联系起来。
在《溢出》中，奎曼将艾滋病作为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案例，其传播过程展现了疾病的扩散很多时候恰恰是“文明社会”而非“野蛮社会”所造成：的确，这种疾病可能起源于非洲当地部落实用猿类的习惯，但不足以导致大规模爆发。后来的回溯性研究发现，在殖民时代，成千上万的人共用没有完善消毒的注射器，使病毒在本地蔓延。同样由于殖民和政府变更的原因，在非洲和海地之间流动的黑人底层把病毒带回了海地。在贫穷和战乱的海地，人们靠卖血求生存。而这些载满可怕病毒的血浆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美国，最终成为了全球流行病。然而，在艾滋病流行的过程中，某些族裔和行为显然遭遇过不公平的歧视目光。
一名医护人员在刚果（金）走向埃博拉治疗中心
带来污名和偏见只是病毒所映照出的社会面貌的一个侧面。普雷斯顿明确表示了他对病毒“被政治化”的担忧。目前，他认为病毒的政治化最直接的表现是信息的不透明，而信息透明实际上是防治传染病和杜绝民众恐慌的重要一环，他以美国的新冠疫情的公告为例：“很多时候，白宫和美国总统不向公众提供最完整，最准确的信息。甚至，美国总统还会禁止政府的医疗专家参与采访。有时候，我们会得到矛盾的信息。特朗普总统对美国人民宣称，我们很快就会有疫苗。但负责的医生在新闻发布会上澄清说短时间内不会有疫苗。非常让人困惑。”普雷斯顿认为，病毒不应该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一场自然灾难，将病毒政治化的处理方式非常荒谬。
奎曼也表示了自己对美国疫情政治化的担忧，他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冠期间削弱了一些致力于传染病研究和应对的机构经费，降低了CDC（美国疾控中心）的预算，并从国家安全委员会解雇了一名应对流行病的专家。
目前，美国的新冠感染人数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一，这或许与“政治化”的处理不无关联。奎曼提醒人们在面对病毒时，应该从更大的视角去观察这件事情，因为病毒是极为难以控制且非常有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的，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全球大流行。并且，他还认为“就算新冠不会造成巨大的后果和影响，未来几年还会再发生一次这样的事件，下一个病毒可能会更加严重。”
我们很有可能面对的是一个病毒肆虐的未来，而传染病频发的现状似乎并非偶然，而是早有预兆。在《血疫》和《血殇》中，普雷斯顿都预言世界将会面临一场大流行病。无独有偶，奎曼采访过唐纳德·布克（Donald S. Burke）等专家后，在2012年和2014年即预测埃博拉之后还会有下一个全球流行的病毒危机，很有可能是RNA病毒或流感。并且和埃博拉类似，这种病毒是从世界上某个地方的野生动物（例如蝙蝠）中散播出来的。
如今，新冠病毒的流行和埃博拉的再次爆发完美印证了两位作者的预言，而他们都对此感到毫不意外。普雷斯顿表示：“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疫情都不是特殊的案例，而是正在涌现的新病毒的一部分。目前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认知其实非常少，新的病毒会逐渐在人类社会中出现并且被人类所认知。”奎曼也提醒，埃博拉等病毒是新出现的人畜共患病模式的一部分。人畜共患的具有溢出能力的病毒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杀手之一。2005年，爱丁堡大学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项成果，一共1407种人类传染病原体，58%是人畜共患病毒溢出而来，177个已经出现或重新出现的人类传染疾病都是溢出的病毒。2008年，另一项研究表明，1904至2004，300次传染疾病事件都来自于病毒的溢出。因此，“人们应该时刻警惕下一个大流行病的发生（很可能很快就会到来）”。
病毒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如今这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论点，指向的是暗淡的未来图景。当谈到今后人类应该如何更好地解决病毒危机时，普雷斯顿着眼于财政倾斜于医疗和科技领域，如 “更多地投资疾病研究和公共卫生事业，包括医药机构和组织，并且及时观察和检测病毒等”。奎曼则希望社会机构对于疾病的应对更加及时和灵活：“我们需要立法来指定谁（哪个部门）负责管理传染病的研究和监测，以及怎样在疾病爆发时拿出清晰一致的方案。”但归根结底，这些应对方式都只能减少和降低疾病的影响力，人类似乎无法预防和避免致命病毒的入侵。毕竟，病毒和细菌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三十多亿年，相较之下，仅有几百万年寿命的人类就像一个婴儿，对病毒的焦虑也将一直困扰我们，正如普雷斯顿所写：“病毒是微妙的，逻辑的，棘手的，反应性的，狡猾的，机会主义的。它们不断发展，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可能又会被迫迎接新病毒的到来。
责任编辑：伍勤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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