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解放军画报》资料室和新华社
地理坐标：东经116度，北纬40度。
历史坐标：2003年春。
这里，是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前身，是“小汤山模式”的开创者——小汤山医院。
18年前，非典疫情来袭，紧急建起的小汤山医院收治了全国七分之一的非典病人，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被世卫专家称为“医疗史上的奇迹”。
从未有那么一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为了疫情防控，人们戴上了口罩，减少了来往，防控疫情成为每一个人生活中“压倒一切的大事”。
也从未有那么一刻，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如此接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每一个人的力量汇聚一起，便形成了足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澎湃力量。
18年后，回望历史，感悟历史。那些危难中披坚执锐、逆行出征的背影，让我们更加坚定了继续前行的勇气和信念。
汇聚
为了同一个目标，他们在这里相遇
小汤山在哪里？离天安门有多远？
当时，这连不少北京人都不太清楚，更别说那些从全军各大医院选拔出来“决战非典”的医务人员了。
2003年，世界的目光汇聚于中国，中国的目光汇聚于小汤山。小汤山，这个因抗击非典而闻名的小镇，从此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天，记者站在小汤山医院前。2020年因应对新冠疫情而重新搭建起的三层板房新病区，被油漆涂上了鲜艳的颜色。医院外围的马路上，赶着去上班的年轻人匆匆而过，并没有对这里投入太多关注。
18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禁区。大门紧闭，“全副武装”在门口站岗的武警战士将这里与外界分隔开。门内，是来去匆匆的医护人员，以及晾衣架上飘扬的口罩、空气中弥漫的消毒液的味道、不时响起的传呼铃声。门外，人烟稀少，偶尔有人经过也是避之唯恐不及。
今日“小汤山”，已非昔日“小汤山”。作为“小汤山模式”的开创者，今天的小汤山医院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象征而存在：象征着一种有效应对疫情的方法，更象征着一种临危不惧、迎难而上，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精神。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
2003年的春节，一切似乎与平时没什么区别。原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护士刘珂欣一边工作，一边备考，每天的脚步都是急匆匆的；原第307医院护士葛军蓄起了一头长发，准备和爱人拍婚纱照；原济南军区第404医院护士长李吉娜已经寄出了结婚请柬，等待着婚礼的到来……在她们不知道的地方，一种名叫“SARS”的病毒随着回家过年的人群，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蔓延开来。
2003年4月的北京，即使在最繁华的路段，也没有堵车。救护车在马路上疾驰，大街小巷贴满了抗击非典的标语。
4月23日，北大人民医院因疫情过重，历史上第一次关门停诊。这，是非典前期留给我们最惨痛的印象。时任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章友康曾回忆说：“病人没有去处，没有资源，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丧失了救治能力，这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刻。”
北大人民医院关门停诊的同一天，在距离它30多公里的小汤山镇，一所非典定点医院开始动工。
今天，我们可以坐在家里，通过直播看武汉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拔地而起。而在小汤山医院建设时期，至少多数普通民众对此一无所知。
如果从热力图上看小汤山，在2003年4月的最后7天，小汤山医院的位置一定是鲜艳的红色。
北京六大建筑集团的7000多名建设者，全军各医疗单位派出的1383名医务工作者，以及小汤山镇的上百名保洁工，许许多多来自天南地北素不相识的人，此时汇聚在小汤山。
为了同一个目标，他们在这里相遇。
当时担任小汤山医院医务部助理员的姚伟还记得，他刚到小汤山时，施工现场满是人。机器的轰鸣声、建材的施工声和人们的叫喊声震耳欲聋，到处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一个接一个电话，从小汤山打到全国各地；一车又一车物资，从全国各地运往小汤山。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这个“非常时期”，每个人都在以“非常速度”同非典赛跑。
如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还珍藏着三枪有限公司捐赠的一台缝纫机。在抗击非典疫情期间，这台缝纫机创造了单机日产量1000只医用口罩的纪录。
这是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奇迹”。7天7夜，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野战传染病防治医院就这样建成了。
狭路相逢勇者胜。2003年的五一节，北京小汤山医院，1383名军队医护人员正式向非典宣战。
逆行
为了胜利，一无所惜；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呼吸逐渐艰难。捂在三层防护服里，杨秀玲试图放慢呼吸节奏，尽量节约一点氧气。
非典来袭之前，杨秀玲从没想过，呼吸居然会是一件如此艰难的事。
北京小汤山医院，凌晨2点，重症监护科护士长杨秀玲被电话吵醒。用时3分钟，她和战友在楼下集合完毕。
ICU病房内，一名73岁的女性危重症患者急需救治。
监护仪上显示，这位病人缺氧程度极其严重。由于过于难受，她好几次将呼吸面罩撕落。杨秀玲只能站在病人床边，一手握住她的手，另一只手按住病人的呼吸面罩。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病人终于安静下来。
“护士长，我头痛。”杨秀玲身边的两位护士也快坚持不住了，疲惫与缺氧让她们头痛欲裂。三个人互相为对方加油鼓气，直到工作结束。
当战斗打响的那一刻，没有人知道这场战斗会持续多久。“坚持”，是小汤山医护人员最常说的话，无论是对病人，还是对战友。有时候，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但只要有那么一股气在，总能坚持下来。
感染病房，不仅是病人的“红区”，也是医护人员的“红区”。
非典初期，广州出现了一名“超级传播者”。接触过他的两批50多名医务人员，纷纷被“毒倒”，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看见如此多的同行成为病人时，你会不由地担心，他们的现在会不会是自己的明天？”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原护士长张积慧说。
对于这些风华正茂的逆行者们来说，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面对着生命可能走到终点的现实。但为了胜利，他们一无所惜。
在小汤山医院正式接收非典病人前，临危受命的院长张雁灵如此说道：“我们的出路只有3条，第一条是没有完成任务，带着耻辱走出去；第二条是发生大规模感染，大家都死在小汤山；最后一条，是病人有效救治，医护人员零感染。”最后他说，“我们走第三条路。”
世界卫生史上，从此记录下了这样一个奇迹——非典期间，收治了全国七分之一非典病人的小汤山医院，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战场上，战斗同时充满了危险，“战果”也是同样地辉煌。
深夜，军事医学科学院，年轻的陈薇依然在工作。
P3实验室的气压低于外界。再加上厚重的防护服、防护口罩与防护镜，人在里面如同上了青藏高原一样难受。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隔离。低气压让空气由外向内流动，不把病毒带到室外。严密的防护措施，将病毒与人体隔离开来。
这个实验室，是当年全军唯一一个P3实验室。人体正常停留时间是5个小时，但为了和非典抢时间，陈薇和战友们减少对食物与水分的摄入，进去一待就是八九个小时。
就在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建成的2天前，陈薇团队研制的、能够有效抑制非典病毒复制的重组人干扰素ω喷雾剂终于问世。这成为非典一线医护人员的一道坚实护盾。
相同的场景，出现在17年后。
2020年1月，武汉，陈薇跟她的团队又一次冲在抗疫战场的最前面。
2月26日，第一批新冠肺炎疫苗在生产线上下线。这一天，正好是陈薇的生日。同事给她送去生日祝福，她回复说：“除了胜利，别无选择。”这，也是她对17年前抗击非典的回复。
迎难而上、敢于胜利，这是每一名逆行者的不竭精神之源。
微笑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这条医务人员进出的长长走廊，终于安静了下来。
空荡荡的走廊里，熟悉的《致爱丽丝》旋律响起。第3病区主治医师孙蓉一个激灵，才发现是自己的手机在响。来自家人的问候，让这个在“红区”奋战51天的战士，泪湿了眼眶。
同样的旋律，曾一次又一次在病区响起。每当病人按响呼叫器，“爱丽丝”都会到来，医护人员们又要开始一次与非典的赛跑。
封条，封住了彻底消毒后的病房，也为那段在小汤山医院战斗的日子画上句号。
2003年6月20日，是小汤山医院的“胜利纪念日”。这一天，小汤山最后一批非典病人痊愈出院。
记者的镜头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时刻——医护人员们脱下厚重的防护服、换上军装，和病愈的患者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相处了51天的这些最亲密的人，终于得以彼此相认。
有人把SARS解读为“Smile and Remain Smile”，即始终微笑。
今天，当记者再一次翻阅当年那些老照片，印象最深的，是一张张微笑的脸。
身为患者的同仁医院外科大夫岳春河，在小汤山医院的隔离病房里写下这样一段日记：“苍天在人们前行的路上，用单向透明玻璃，将幸福的人与苦难的人分隔开。痛苦的人虽步履艰难，但他们不仅能品尝人生的痛苦，也能看到快乐是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不幸的经历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
收治非典病人的北京煤炭医院的大门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中国结、千纸鹤和心形卡片。简短的话，是人们最诚挚的祝福。
非典初期，北京四合院里，邻居之间经常会问候彼此用作预防的中药汤剂是否够用。“甚至有人把药煮好了四处问，‘大哥，您那儿有药吗？没药您喝点儿这个得了。’”摄影记者茅硕回忆说。
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这是疫情中最温暖的时刻。
人们期待已久的胜利终于到来——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中国最后一个疫区：北京，从疫区名单中排除。
加缪在《鼠疫》一书中写道：“人类能在这场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这，也是18年前那个春天带给我们的最宝贵财富。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侵袭中华大地。不少参加过抗击非典的医护人员，再一次踏入“红区”。当年那群稚嫩的年轻人，如今已成为中流砥柱。
厚重的防护服下，还有很多年轻的脸庞。和当年的年轻人一样，正值风华的90后、00后挺身而出。他们说，“2003年非典的时候你们保护了我们，今天轮到我们来保护你们了。”
在2020年的武汉疫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精神与抗击非典精神一脉相承、交相辉映。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与疫情斗争。但是每一个人都相信，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