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毅著名病毒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7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如果说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那么，曾毅是幸运的。

他常说，研究病毒是他的职责，越严重、越危险的，更要好好研究。

作为我国艾滋病研究开拓者，他分离到中国第一个艾滋病病毒，培养中国第一批艾滋病研究学者，耄耋之年仍为艾滋病防治奔波。

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肿瘤病毒的科学家，他成功发现EB病毒与鼻咽癌的关系，大幅提高鼻咽癌早期诊断率，挽救众多病人生命。

有人说，他是和魔鬼交手的人。

艾滋病病毒、肿瘤病毒，曾毅一生都在和危险病毒打交道。

与疾病缠斗几个春秋后，在一个夏天的早晨，他未竟的事业、未完成的研究，画上了休止符。

他的呼吸在7月13日7时02分停止。

“但他孜孜不倦治学的精神，会激励着我们，激励更多科研工作者前行。”他的学生、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说。

“我要做的研究还有很多很多”

几进几出ICU，邵一鸣以为老师这次也能挺过来。

自从几年前因急性肾衰竭住进医院，曾毅身体大不如前，靠一周一次的透析度日。身体好些，他就回家待一阵子，去年下半年开始，就离不开医院了。

头发灰白，脸颊因为浮肿微微隆起，他的衰老有迹可循，但并不“服众”。

“这些年，我到国外过海关的时候，有时海关工作人员低头瞧瞧护照，再抬头看看我的相貌，然后问我到底多少岁了？不少人都觉得我也就六十多。”他向很多人说起这件趣事。

但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2012年，83岁的曾毅给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研究人员做报告时感慨，“我要做的研究还有很多很多，要用生命里剩余的宝贵时间，尽量多地完成一些工作”。

这样的紧迫感一直围绕着他。去年，91岁的曾毅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起对未来的期待：我的计划是做出鼻咽癌疫苗，希望身体能允许我完成自己的计划。

病床前，曾毅说的最多的还是学术研究，是中国疾病预防。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没有放弃对学术的追求。每次去医院看他，他总在看书。和我们聊天，谈的也全是工作。”老同事、中国疾控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武桂珍知道，这位曾经的老所长，对病毒所还有很多期许。

他还惦记着“一块牌子”。早年间，曾毅曾担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2002年，国家层面决定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等机构基础上组建中国疾控中心，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不复存在。

这次“摘牌”让他懊悔不已。“疾病预防离不开科研，牌子拿下去了，整个队伍都受影响。”每次探望，曾毅总要和武桂珍提起这件事，语气急切，“这是他一生的痛。”

邵一鸣回忆，去年初，在曾毅的召集下，“我们起草了一份关于在中国疾控中心恢复预防医学科学院建制的建议，请曾老师、中疾控的几位院士和几位专家联合署名，提交了上去”。病床前，曾毅在建议书上第一个签下自己名字。

攻关多年尚未成功的艾滋病疫苗、鼻咽癌疫苗，也让他割舍不下。

但来不及了。

这一次，ICU没有传来好消息。

分离出中国第一个艾滋病病毒毒株

“分离中国第一个艾滋病病毒毒株的人走了。”曾毅逝世的消息公布后，媒体以这样的标题缅怀他。

这也是他最为公众所知的学术成就--作为中国艾滋病研究的开拓者，他分离到中国第一个艾滋病病毒。

现在回想，这并非偶然。

1981年，艾滋病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首次被科学家发现。到1983年，艾滋病病毒被作为法国疾控中心的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科学家分离出来。“国际上艾滋病病毒的研究者多是肿瘤病毒研究者，曾老师长期研究肿瘤病毒，从国际同行那里很快得知了发现艾滋病病毒的消息。”邵一鸣说。

此外，1983年，国家为了加强疾病预防，将曾毅所在的病毒所等7-8个研究所从中国医学科学院分离出来，组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这也是中国疾控中心的前身。艾滋病防治作为疾病预防的重中之重，被纳入研究视野几乎是必然了。

邵一鸣回忆，当时国内“谈艾色变”，大型医院、科研机构都“退避三舍”，“谁都不愿意碰”。曾毅实验室是国内唯一一个研究艾滋病病毒的实验室。

病毒无国界。曾毅深知，艾滋病病毒传到中国已经无可避免，不过时间早晚。

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1984年起，曾毅开始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筛选，以捕捉艾滋病病毒。1985年，浙江医科大学感染科向曾毅实验室送来了4个患者的样本。4个样本来自杭州的4名儿童，他们使用了美国Armour公司生产的血液制品--“Ⅷ因子”。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1982年至1984年间，美国Armour公司将一批“Ⅷ因子”赠送给中国部分血友病病人免费使用。但未曾料到，这批血液制品已被艾滋病病毒污染。

“样本送到我们这里，检测发现有作为诊断依据的艾滋病病毒的抗体。”邵一鸣说。

同年，北京协和医院送来另一份样本。样本来自一名在中国旅游的美籍阿根廷人，他在登完长城后就医，收治入院短短一周内即病亡。经检测，确诊这名游客死于艾滋病。

这便是我国首次发现艾滋病病毒的历史记录。

1987年，一名美国艾滋病患者在云南死亡，得到消息后，曾毅赶赴昆明，采来了血样。有了样本，就可以进行病毒毒株分离。分离出一个活的艾滋病病毒，既可以用于研发诊断试剂，也可以用于治疗药物和疫苗的研发，意义重大。

邵一鸣跟随老师，参与了这次不寻常的实验。

在那个艾滋病病毒刚发现的年代，艾滋病研究者都在条件简陋的普通实验室中做实验，包括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艾滋病病毒发现者之一、法国科学家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

曾毅也不例外。他和团队只能在无菌操作间进行首次艾滋病病毒毒株分离，而非防护严密的BSL3（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我国第一个由德国引进的BSL3在曾毅实验室建成，已是多年以后。

一般而言，实验中应尽量少用玻璃器皿，多用塑料器皿。但当时全国科研经费有限，实验中还是使用了不少玻璃器皿，玻璃一旦碎裂，研究人员将面临感染风险。

步入实验室前，曾毅并没有特别叮嘱，虽然这是他和团队第一次直面凶险的艾滋病病毒。“既然选择这个职业，就知道承担着什么风险。不必说很多，这是心照不宣的。”邵一鸣说。

实验顺利，仅用一周多的时间，曾毅带领的团队就成功分离到第一个中国艾滋病病毒毒株。

邵一鸣至今保存着1988年第9卷第3期的《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泛黄的纸张上记载了这次重要发现--《我国首次从艾滋病病人分离到艾滋病病毒（HIV）》。署名那栏，曾毅的名字打头，邵一鸣在第三个。

随后，曾毅和团队研发出我国最早的艾滋病病毒诊断试剂，这样的快速诊断方法为全国大范围的艾滋病诊断、防控奠定了基础。

找出鼻咽癌元凶

公众并不熟知的是，曾毅在鼻咽癌研究中的建树，曾挽救无数生命。

上世纪七十年代，病毒与癌症的关系是国际前沿研究领域，科学家们试图厘清，癌症是否由病毒引起，究竟哪些病毒可以诱发哪种癌症。

这引起曾毅的兴趣。出生于广东的他，将鼻咽癌首先纳入研究视野。鼻咽癌在我国南方尤其广东、广西高发，也因此被称为“两广癌”。鼻咽癌早期难以发观，晚期难以治疗，病死率很高。他的弟弟就是一名鼻咽癌患者，并最终因此去世。

他想找出鼻咽癌的元凶。

但在那个年代，科学家较少能按照个人兴趣选择研究方向，而我国医学科研攻关的主要目标是气管炎和食道癌。选择鼻咽癌作为研究对象，“曾老师是顶着压力的。”邵一鸣说。

曾毅从全国各地收集了上千例鼻咽癌患者样本后发现，鼻咽癌患者EB（epstein-barrvirus）病毒筛查均呈阳性，证实鼻咽癌与EB病毒之间的关系。

鼻咽癌如能早期发现、治疗，效果很好。为早期发现鼻咽癌，曾毅建立了简便、安全的血清学诊断方法。用消毒针刺破手指头抽血，经免疫酶法检测，即可判断结果。在国内广泛应用后，鼻咽癌的早期诊断率从20%至30%提高到80%至90%，很多病人的生命得以挽救。

他也因此收获国际学界的赞誉。邵一鸣记得，当年跟随曾毅在欧洲参加学术会议。做完报告后，有知名学者评价他，“我们很多人一辈子做研究就是发发论文，真正能为病人服务只是奢求，但曾教授实现了这个目标，挽救了大量病人的生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012年，在国际病毒研究学界享有盛誉的马里兰大学人类病毒研究所授予曾毅“公共卫生终身成就奖”。他成为首位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中国科学家。

是科学家，还是社会活动家

“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一定要忠于自己的职责。”这句话经常被曾毅挂在嘴边，是他的口头禅。

研究病毒，就是他的职责。但他没有把自己困在实验室。“曾老师不仅是科学家，还是社会活动家。”邵一鸣说。

卸任公职后，耄耋之年的曾毅往返奔波，面向公众进行艾滋病宣传教育。他辗转不同城市做演讲、办展览；动员明星参加义演，为艾滋病防治筹资募捐。有一次，他请来了费翔。

艾滋病疫苗没有成功前，最好的预防就是宣教，“让公众了解到艾滋病是怎样传播和流行的、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保护自己，这对于艾滋病防治至关重要。”曾毅生前曾向媒体如是说。

他实地调查，了解感染者疾苦，前往河南等地调查艾滋病通过卖血途径传播问题。在媒体报道中，记录了这样的细节：由于曾毅的调查可能会给地方政府带来压力，甚至有地方官员向当地配合曾毅调查的医务人员施压：“以后不要和曾毅往来，他已经被撤职了。”

曾毅培养了众多艾滋病研究学者，日后成为我国艾滋病研究的中流砥柱；他所在的病毒所组织各地疾控人员，通过大量技术培训，组建起我国艾滋病防疫队伍。

他依然感到焦灼。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毅说“中国的艾滋病流行处在要么被控制，要么迅速蔓延扩散的十字路口。”

“假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灾难。”2001年，在中科院一次报告会上，曾毅再次警醒。

他多次向中央提出艾滋病防治对策。生前受访时，曾毅透露，包括他在内的中科院专家曾联合向国务院呈报“关于迅速遏制艾滋病在我国的蔓延的呼吁”，提出国际上控制艾滋病的成功经验。

“中国艾滋病流行晚于发达国家近15年，这与以曾老师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努力密不可分。”邵一鸣说。

“研究做出成绩就是最大的快乐”

鼻咽癌、艾滋病、疾病预防，缠绵病榻仍放心不下的这些事，在过去70年中，耗尽了他全部心血，没有周末、几无爱好，他把所有时间都留给了科研。

病毒所刚“分家”时，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宣武，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在昌平，一南一北，曾毅骑着自行车，往返宣武和昌平。单程3个半小时，一整天有7个小时在路上。

但他不知疲倦。“研究工作做出成绩就是最大的快乐，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根本不会计较为此付出了多少时间。”他乐在其中。

这样的信念也支撑他在疾病的泥淖中前行。自1983年师从曾毅，邵一鸣几乎从未看过他显露疲态，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总是迎难而上予以化解，“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

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历程，身体每况愈下，眼睛肿了，糖尿病足病症恶化，精神也从未被击垮，“病魔折磨着他，但他从没有抱怨过。我每次去看他时心里都很矛盾，因为他三句话不离研究，谈多了就会减少他最需要的休息…”

武桂珍也没有从他口中听到一句抱怨。他想的，只是如何追赶时间。

没有批完的学生论文，没有完成的疫苗实验……现在，这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接到电话赶去医院，已经来不及见最后一面。曾毅去世的这天，武桂珍被巨大的悲痛包裹。过往几十年的片段，在脑海中闪回。“小武，小武啊……”她总能记得，神采奕奕的曾毅向她走来，叫声在走廊回荡。

病毒学界失去了一颗巨星，她失去了一位和蔼谦逊的长者。

武桂珍年轻时，工作中一度遭遇挫折，是曾毅一直力挺她，这份学界泰斗对无名之辈的爱护，让她感激至今。

有时，病毒所的年轻人找曾毅请教问题，谈完了想着赶紧走，担心打扰他休息，但他却怕这些年轻人饿了肚子，总要关照，“吃个饭再走吧？”

外出公干，如果结束时间太晚，曾毅会让司机先下班，自己打车回家。

回想这些，武桂珍几度落泪，但想起老先生的音容笑貌，又破涕为笑，“希望他在那个世界没有痛苦，想做什么就继续去做吧，他被疾病折磨太久了。”

新京报记者 许雯

编辑 陈思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