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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发源国,成功团结236个民族,为何又乱了?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里,从富饶的美国,到贫穷的布隆迪,从南北美洲到亚欧非,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却都上演着相似的党派斗争。

2020年12月上旬,喀麦隆举行了该国历史上首次大区议会选举,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选却遭到了反对派的抵制,理由为局势动荡以及选举法“不公”。

在过去的2020年里喀麦隆首都至少发生了五次炸弹袭击事件,首都之外的其他地区亦是暴力频发。2月份,西北部村庄屯波22名村民遭遇屠杀,其中包括14名儿童;8月份,极北大区的恩奎契威村18人在袭击中遇害,11人受伤;10月份,西南大区一所双语学校遭遇袭击,8名学生丧命,12人受伤。

这个位于非洲西部的小国曾因2015年被确定为已知4种艾滋病毒株的源头而广受关注,同时,它还拥有多达236个民族,但在民族构成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却实现了民族团结与政局稳定,一度被西方媒体称为“动荡不安海洋中的稳定之岛”,它是如何实现多民族的和谐共存?如今又为何会暴力频发呢?

二百多个民族的由来

当今学术界普遍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看作是人类最早的起源地,因为这里有着与人类进化相关的最完整的考古发掘线索。

其中,尼日利亚河以及乍得湖地区是重要的原始人类发祥地之一。2001年在乍得北部发现的距今约有700万年历史的“乍得人”头骨化石就被证实为最古老的人类祖先化石。

喀麦隆与尼日利亚和乍得接壤,在地理位置上是非洲中部、西部、北部地区的联结点,在文明史上又位于几内亚、西苏丹以及刚果文化区的交汇处,有“非洲部族迁徙的十字路口”之称,历史上穿行此处的各个部族交错杂居,相互融合,是该地区民族结构复杂的主要原因。

除了古老的人类迁徙,世界近代史上的奴隶贸易同样加深了此地的民族复杂程度。

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为了开发美洲大陆急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巨额货币资本。当时50美元购买的奴隶运到美洲可以卖400美元,“空手套白狼”般的巨额利润让奴隶贸易成为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非洲西岸包括喀麦隆在内的沿海地区随之成为主要的奴隶交易场所。

喀麦隆的杜阿拉、比姆比亚、里奥德雷等地均成为奴隶贸易的重要集散港。

如今的喀麦隆西南大区首府林贝市比姆比亚村还有着建造于18世纪的奴隶交易市场遗址,据考证为非洲最大的奴隶市场之一。

在奴隶买卖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奴隶都能被成功出售,那些没有被西方殖民者购买的奴隶,会被奴隶贩子留在当地供贵族、酋长、政府官员以及商人役使,从事农业劳动、货物搬运等工作。

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一个多世纪到时间内,因未被欧洲人购买而留在非洲西岸及中西部地区的奴隶人数多达700万之多。

喀麦隆作为奴隶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在奴隶贸易繁盛的400年间大量来自各个地区的奴隶滞留于此,与原有部族融合,形成新的部落和民族,最终促使喀麦隆地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超过230个民族的多核心民族国家。

除了复杂的民族构成,由于曾遭受德国、英国、法国的殖民统治,喀麦隆还有着“东西”、“南北”间的地区矛盾。

复杂的东西与南北矛盾

喀麦隆原为德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联军在非洲击退德军,占领和瓜分了德国的非洲殖民地,其中便包括喀麦隆。

一战后的国际联盟承认了英法对喀麦隆的占领,将喀麦隆划为英法两国的“委任统治地”。二战后,“国际托管制度”替代“委任统治制度”,喀麦隆变更为英法的“托管地”。

与尼日利亚接壤,占全喀麦隆1/6的西喀麦隆为英属托管地,其余5/6的东喀麦隆由法国托管。

英法两国在喀麦隆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殖民体制。

英国选择“以夷制夷”的方式进行间接统治,并于在1922年将英属喀麦隆地区的行政管理权划归尼日利亚,后又将英属喀麦隆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南喀麦隆归尼日利亚东区管辖,北喀麦隆又被分割成三部分,分别划归尼日利亚的阿达马瓦、本韦和博尔努三个省,英属喀麦隆就这样被分割的支离破碎。

南喀麦隆在被合并进尼日利亚之后,一直未曾放弃争取民族独立,最终在1954年成功从尼日利亚实现自治。而英属北喀麦隆则通过公投选择并入尼日利亚。

由于英国只在乎能否攫取经济利益,政治干预较少,英属喀麦隆比法属喀麦隆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与多元民主。

与英国不同,法国在喀麦隆实行直接的专制统治,秉持“殖民地与法国不可分割”的思想,完全掌控喀麦隆的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权利,通过政治高压向喀麦隆输送法国的政治、文化,力图将喀麦隆人转化为法国人,使喀麦隆彻底成为法国的领土。

同时,又采取种族歧视政策从内部分化喀麦隆人民,利用北部的富拉尼人来维持殖民统治,歧视南部的杜阿拉族和芳族,人为的制造了喀麦隆的“南北”部族矛盾。

二战后法属喀麦隆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迫使法国同意其在1960年独立,1960年1月1日,法属喀麦隆独立,建立喀麦隆共和国,阿希乔任总统。

1961年,英属喀麦隆中的南喀麦隆通过公投选择与喀麦隆共和国合并,两者在1961年10月实现统一并建立了喀麦隆联邦共和国。

原喀麦隆共和国总统阿希乔任联邦共和国总统,原英属南喀麦隆总理丰肖任联邦共和国副总统。此后,英属喀麦隆改名为西喀麦隆,法属喀麦隆改名为东喀麦隆,因两个地区分别以英语和法语为官方语言,西喀麦隆又称为英语区(今西南省、西北省),东喀麦隆则为法语区,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官方语言的特殊局面。

喀麦隆首都,雅温得

英法分治遗留的“东西”政治制度差异以及法国人为制造的“南北”部族矛盾,加上200多个文化习俗不同的民族,令统一后的喀麦隆国内环境异常复杂,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喀麦隆却没有出现长期的政局动荡,没有内战,亦没有种族仇杀,甚至曾经在国际上赢得了“非洲风险最小地区之一”的荣誉称号,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极具魄力的中央集权

全民参与的民族独立运动一直都是化解国内矛盾增进民族团结的利器,而喀麦隆的独立正是来自于彻底的武装斗争。

以法属喀麦隆为例,1948年“喀麦隆人民联盟”成立,它主张通过革命斗争摆脱殖民统治,坚决反对通过谈判获得独立,这一目标得到了各政党团体以及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1952年,喀麦隆人民联盟的成员只有3万人,到了1955年就超过了10万人。

1956年“喀麦隆人民联盟”发动武装起义,迫使法国同意成立喀麦隆自治政府,但由于该政府实为法国傀儡,“喀麦隆人民联盟”选择以游击战的方式继续战斗。

1959年,“喀麦隆人民联盟”成立“民族解放军”,两个月的时间里,歼敌300余人,炸毁敌机3架和仓库数座,令法国不得不加快喀麦隆的独立进程。

广泛而彻底的民族独立运动加深了各族之间的联系,使各族人民对于独立后的新国家有了归属感与责任感,为民族团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统一后的喀麦隆政府为了实现民族融合,保障国家稳定和团结,在尊重各个民族语言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喀麦隆人”的国族概念,“将拥有不同文化的族群民众整合在统一的国家公民身份框架之下”,强调不论是什么民族,首先是喀麦隆公民,是“喀麦隆族”。

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遏制部族主义,如限制并削弱酋长的权利和影响力;重用支持民族联合的部族人士,吸收各族的头面人物到国家机关任职;将以部族为基础的机构团体全部纳入政府掌控;解散零散的工会,建立统一的喀麦隆工人联合会等。

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权利方面,联邦总统借助临时宪法赋予联邦政府及总统的部分主导权利,展开了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计划。

将全国分为6个行政区,西喀麦隆为单一行政区,每一个区由总统任命的联邦政府监察员来管理,监察员可以越过各邦总理,设置地区事务章程和制度,直接向联邦总统负责。

与此同时,积极推动政党合并,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全联邦性政党。通过吸收吞并势力弱小的政党,逮捕并清洗反对派政敌,迫使多个反对党解散;此外,利用西喀麦隆政党之间的分歧,拉拢支持政党联合的党派,削弱有独立意识的党派。最终在1966年9月,实现了东、西喀麦隆的政党合并,组建了全国性政党——喀麦隆民族联盟。

1972年,国民大会通过全民公投将喀麦隆由联邦制改为单一制国家,国名变更为喀麦隆联合共和国(1984年改为喀麦隆共和国),喀麦隆民族联盟(1985年改名为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为执政党,长期执政。

喀麦隆的稳定除了联邦政府极具魄力的中央集权行动,与其领导人的处事方式也有很大的关系。

阿希乔总统卸任之后,继任的保罗·比亚总统后选择了沿袭原有的政治原则和发展路线,这一举措保障了各项政策措施的稳定实施。

自1982连任至今的保罗·比亚

比亚随后还对长期执政党“喀麦隆民族联盟”进行了改革,以保持政党的活力,但这次改革触动了时任“喀麦隆民族联盟”主席的前总统阿希乔的利益,北方部族与前总统阿希乔更为亲近,南方部族则支持比亚政府,潜在的“南北”矛盾被两人的权利斗争激化。

1984年前总统阿希乔及北方军人发动政变,意图暗杀和推翻比亚政府但未成功。

政变被平息后,比亚总统并未采取打击报复的行为,而是发表告全国书,称政变“不应由哪个省哪个宗教负责,只是一小撮野心家所谓”,这一堪称完美的处理措施,逐步化解了南北部族间的矛盾,国内政局也在短暂的波澜之后重回稳定。

一步步加强的中央集权也让喀麦隆挺过了80年代席卷非洲的西方民主化浪潮。虽然喀麦隆在1990年实行多党制后,壮大的反对党势力使政局出现了一丝动荡,但多党选举中连续蝉联总统至今的保罗·比亚,坚持主张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旗帜下推行“民主化和民族融合”,让喀麦隆保持了平稳的发展态势。

地区经济不平衡导致的动荡

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中央集权的推行都会遭遇地方政府的反对,喀麦隆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自一开始便遭到了习惯英式“自由民主”的英语区异见人士的反对。

70年代阿希乔总统取消联邦制改国名为喀麦隆联邦共和国之后,英语区要求恢复联邦制,扩大自治权的诉求就从未停歇,但一直都是以游行抗议的和平方式来进行。

2016年政府在英语区进行改革,提升了法语在英语区的地位,任命了主要讲法语的法官和教师,并且用法语来发布官方文件和法令,引发教师和律师罢工抗议,致4人死亡,数百人被捕,随后政府关闭英语区学校,封锁互联网的行为令矛盾进一步激化。

2017年激进的分离主义者要求英语区独立并发动武装叛乱,彻底改变了较为平和的社会状态,时至今日,英语区分离主义引发的暴力冲突,已造成3000人丧生,53万人流离失所,4万人逃往尼日利亚。

喀麦隆虽然在独立与统一后一直强调地区间的平衡发展,但并未完全实现这一目标。

统一之后中央政府采取了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的必要措施。停止了英镑在西喀麦隆地区的流通,采用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作为全国共同货币。但是因为考虑不周,货币政策的变更导致英语区的英镑贬值,购买力下降,英语区民众的财富因此出现大幅缩水,成为统一举措的“牺牲者”。

另一方面,英语区拥有地区产业优势,西北省水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西南省则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全国唯一的炼油厂,日产石油约4.5万桶。

但英语区的民众生活却较为贫困,2014年喀麦隆国家统计局普查数据显示,位于沿海地区较为达到的西南省依然有18%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西北省则有高达55.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丰富的资源与低下的生活水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英语区活动家认为“如果英语区是独立自主的,那么西南省的石油就属于他们”,同时还能对进出口货物自由征税,因此,对喀麦隆中央政府的不满越来越大。

然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不是喀麦隆政府一时可以解决的,因为这和喀麦隆与英法两国的关系有关。

英、法两国在喀麦隆独立后都在尝试通过投资和援助来对喀麦隆施加影响,但法国的投资和援助力度明显更大。甚至喀麦隆最初的两个五年发展规划都是由法国专家设计的,由于法国专家在设计时没有将西喀麦隆(英语区)纳入规划之中,当时就令英语区民众产生了被抛弃的想法。

在援助方面,2008-2018年间,法国援助总额为1868.4百万美元,英国援助总额仅为126.71百万美元,不足法国的十分之一。

在对英法两国的依赖上,2009-2019年间,喀麦隆从法国进口商品贸易总额高达7459.211百万美元,而从英国进口的商品总值仅为970.089百万美元,可见,喀麦隆对法国的依赖度程度也远远高于英国。

法国的影响更大,法语区经济的发展自然更受重视,法语的地位也会高于英语,英语区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外部势力干预下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如何做到“一碗水端平”,尽快实现两地经济的平衡发展,让英语区民众安居乐业才是化解矛盾的关键。


文:林子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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