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密码3：瘟疫传》作者：尹烨
在上一节我们说到，SARS是21世纪第一场全球性流行病，源自中华菊头蝠，这是由于人类打破了人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界限而遭到的反噬。
那么，在这一节中，我们来看看，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病毒之一——埃博拉。
埃博拉致死率极高
1967年8月，德国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病例，患者最初表现出高烧、全身疼痛的症状，类似流感。几天后，患者开始呕吐、腹泻，眼球变红，脸上身上出现斑点，血检显示肝脏受损
随着病程的进展，患者看起来渐显木讷，有的性情大变。一些患者进医院后再也没能出来，他们出现了出血的症状，不仅五官出血，内脏也大量出血，连打针的针孔也在往外冒血——患者似乎丧失了凝血能力，甚至因为内脏出血及无法凝血而出现中风、肠坏死、脑梗阻等病症，最后不治身亡。
经调查发现，这些患者大多数在马尔堡贝林工厂工作，还有几位在研究所工作，他们都接触过一种从非洲运抵德国的非洲绿猴。经过几个月的研究，科学家在患者血液中，发现了一种特别的病毒，细细长长、弯弯曲曲，根据它的发现地，研究者们将它命名为马尔堡病毒。
马尔堡病毒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丝状病毒，来源于非洲绿猴。当时，被出口到欧洲的非洲绿猴，有的身上携带病菌，并且，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病猴之间进行了多轮病毒交换，就演化出了这种能够传染人的病毒。
由于马尔堡病毒致死率不高，当时人们并未对其多加注意。但几年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让丝状病毒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1976年6月，非洲的苏丹暴发了一场瘟疫，患者表现为高烧、腹泻，有的人还出现了吐血、便血等症状。常规的治疗方式起不到丝毫作用，连医护人员也被传染，其致死率达到了53%。
同年八月底，非洲中部的扎伊尔也开始暴发瘟疫，患者皮肤上会出现红斑和水疱，整个人失去意识，犹如丧尸一般。在弥留之际，患者还会出现类似癫痫的症状：身体颤抖不已，体液飞溅，仿佛是病原体知道了自己的宿主已经大限将至，为寻找新的宿主，在做最后的挣扎。
扎伊尔的这次疫情，致死率高达88%。疫情攻击了扎伊尔北部的埃博拉河沿岸的55个村庄，因此，人们将这一传染性疾病命名为“埃博拉出血热”，而引起这种疾病的病毒，则被称为埃博拉病毒。
研究者起初以为，导致苏丹和扎伊尔疫情的病原体是同一种，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因此，他们分别将其命名为苏丹埃博拉病毒和扎伊尔埃博拉病毒。
在那之后，研究者还陆续发现了埃博拉病毒的其他亚型，包括雷斯顿埃博拉病毒、科特迪瓦埃博拉病毒，等等，每种病毒的来源不同，导致的症状也有所差异。
马尔堡病毒和埃博拉病毒同属于“丝状病毒科”，前者致死率为25%，后者目前有五个亚型，是世界上最高级别的病毒之一，治疗难度较大，致死率在50%~90%之间。
极高的致死率，使得埃博拉病毒往往在一个地区流行一段时间后，因为杀死了太多宿主没法继续传播而销声匿迹。
埃博拉病毒的传染性强，主要通过接触传播，包括接触患者的血液、其他体液、血液或体液污染过的物品等，此外，医源性传播、性传播也是该病毒的传播途径。研究显示，病毒在康复的患者眼睛中还能存活数月之久。
这种病毒会吞噬人的身体，供病毒自我复制，通常在宿主还活着时，这一切已经发生。研究者在解剖死者时发现，虽然死者的肉体才刚刚宣告死亡，但是他的肝、肾、肠道等组织却看起来像陈放了几天的尸体的组织，而且黏液中布满了还活跃着的埃博拉病毒，一滴血里可能就有10亿个病毒。
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在埃博拉病毒面前，生命显得十分渺小与脆弱。
人类主动“拥抱死神”
到目前为止，每种埃博拉病毒的确切来源尚不明确，但研究者认为，埃博拉病毒大概率起源于非洲，之所从丛林跳跃到人的身上，与人类持续打扰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黑猩猩、大猩猩等丛林动物密切接触有关。
非洲许多地方的人，至今依旧保持着以打猎为生的传统。在农贸市场上，常会看到许多野生动物，它们有的被关在笼子里，有的被摆在案板上。买家徒手挑拣，用草绳串着拎回家，它们便成为一家人补充蛋白质的大餐。
即使是那些不会打猎的幼童，也常在蝙蝠出没的树洞、岩洞中探险，看是否能给自己找到一些零食。与野生动物的过密接触，埋下了疾病的隐患。
此外，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森林面积正在减少，非洲的原始森林也不例外。原本野生动物与人的居住区是泾渭分明的，但为了生存，伐木、采矿工人带着工具进入原本鲜有人烟的森林，挤占了动物的生存空间，让人类与野生动物有了更多的交集。
工人们携家带口地生活在森林边缘，那些无家可归的动物与人类近在咫尺，原本藏匿在动物体内的病原体也趁机进入人体，传染病的火星也可能就此点燃。
杜绝埃博拉病毒难度很大
目前，科学家已经开发了一些有效的药物，能够抑制病毒的复制，帮助人体免疫系统实现反击。疫苗也有所进展，自2014年美国推出第一款埃博拉疫苗，其他国家也陆续推出了相应的疫苗，能够有效地帮助人们避免埃博拉病毒的感染，埃博拉病毒逐渐变得可防可控。
但至今，非洲仍不时爆发埃博拉疫情，而抗疫的难题则在于落后的社会文化观念和医疗条件。
比如，首先，许多非洲人民以打猎为生，与野生动物的密切接触，经常造成病毒感染。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当地人对巫医的信任程度往往高过现代医院。生病之后，他们不相信现代医学的救治，拒绝隔离措施，宁可跋山涉水去寻找隐居在森林里的巫医，也不愿意被接到医院接受治疗。
他们甚至认为，前来援助的国际医疗团队带来了疾病，打砸医院的暴力行为时有发生，医护人员的安全也受到威胁。
原本被患者寄予生的希望的巫医，却就此成为传播病原的媒介。
其次，非洲一些部落的信仰，让他们极为重视死亡，告别仪式非常隆重。
有些人会仔细为死者清洗尸体，轮番亲吻死者面部。还有的地区，亲友会集体为死者擦洗身体、更换衣物，这些接触了死者血液、其他体液的人，会在同一个水盆里洗手，这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然而，在宿主死后，埃博拉病毒并不会立刻死亡，它会在尸体上存活7天，伺机等候下一个宿主的出现。那些在患者死后为他们送葬的人，触碰尸体的行为，会让他们成为新的宿主。
而当地人有坚持土葬的风俗，也让病毒有机会接触下一个宿主，也许是人，也许是其他哺乳动物。
埃博拉病毒的存在为人类敲响了警钟，警示人类重新审视与大自然的关系，提醒人类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欠发达国家保持关注。
毕竟，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人类能到达的地方，病毒都能前往。在病毒面前，文化、宗教、信仰、社会、国别属性统统变得无足轻重，我们就只有一个生物学身份：与病毒宿主们同为哺乳动物的人类。
病毒的威胁，让我们看到，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人能置身事外。而关注环境、爱护自然，就是对人类自身健康最为负责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