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从最早的“死刑宣告”到如今能够“基本与常人无异”生活，而前段时间，吉利德一款有望长效治疗艾滋的候选药物也已问世。从最早的抗逆转录病毒到鸡尾酒疗法，再到长效药物，人类与艾滋病抗争的背后是一部怎样的传奇？
01 起源
如果不是后来研究确定病毒源于非洲猩猩，那HIV病毒多半要被冠上一个“美利坚免疫缺陷病毒”的名字。
1981年，美国发现了世界上首例艾滋病病例。虽然在艾滋病爆发的最初几年里，全新综合症的致病因素尚未确认，人类没有可用于治疗该综合征患者的特效药，患者的预期寿命只能以月计算。在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大城市，医疗机构面对大量医疗挤兑也是束手无策。
然而，即使这样，艾滋病的防治最开始并没有得到重视。1983年美国政府抗艾滋病预算接近一万亿美元[1]，但国会最终只拿出1200万来研究。
直到1985年，里根的老朋友、好莱坞影星罗克·哈德森（Rock Hudson）死于艾滋病的消息公布，吃瓜群众们才开始关注起来，但截至当时已经有1.2万美国人因艾滋病死亡。不过对于已经感染但没发作的大量人群来讲，这只是冰山一角。
关注的提高后，相关的治疗研究也多了起来。
1987 年，FDA 批准了首个抗逆转病毒药物叠氮胸苷（ azidothymidine ，齐多夫定），这是一种病毒逆转录酶的抑制剂，可以暂时减少血液中 HIV-RNA 数量，一定程度上能改善 HIV 感染者的健康状况。
在这一时期，为了在艾滋病面前求得一线生机，病人和社会活动人士积极地推动药物研究和供应过程——这最终使得齐多夫定可以作为IND（研究性新药）在正式通过FDA审批前提供给患者，而这，也就是今天美国FDA紧急使用授权的前身。懂王力荐的羟氯喹，就是因为这项紧急授权才得以使用。
而下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进展，是人类与艾滋病斗争中的一次巨大变革——“鸡尾酒疗法”，即高效联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这种疗法通过三药联合，包括新开发的蛋白酶抑制剂或非核苷逆转录酶抑制剂，可将患者的病毒水平持续抑制在检测限界以下。
鸡尾酒疗法的问世，标志着人类对抗HIV从个人和公众层面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该疗法使得个别已患有晚期疾病的患者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阻止了没有明显临床表现的患者病情继续恶化。这不仅为大多数接受治疗的HIV感染者提供了接近自然的预期寿命，并且降低了将病毒传播给未感染者的性伴侣的风险。
使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预防HIV感染的第二个重大进展是对有风险但未受感染的人群引入了暴露前预防（PrEP），就是今天中国民众耳熟能详的“阻断药”。高危接触后，每天一次药物预防，可使高危未感染者通过性传播感染HIV的有效预防率达到 99%，从传染源上有效阻断艾滋病的传播。
科学家对于艾滋病的研究，不仅在治疗上，对于疫苗的研究也从未停止。从最早的灭活疫苗开始，后续出现的病毒载体疫苗和DNA疫苗技术，均在艾滋病疫苗研究中得到研究落地，虽然艾滋病疫苗至今未出，但这种研究大力推动了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的发展。
2020年新冠病毒爆发，这些免疫技术在新冠疫苗的开发上，起到了至关作用，这也是传统疫苗开发需要若干年，而新冠疫苗能在几个月内就上马临床试验的一大原因。
没有前人在艾滋病疫苗的耕耘，新冠疫苗的开发，至少要倒退两年。
如今，艾滋病已经再无90年代那般恐惧，以吉利德为代表的抗病毒研发公司已经开发出将艾滋病变成慢性病的药物，占据着50%艾滋用药市场。那么在中国，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02 艾滋病在中国
1985年6月4日下午4点40分，因持续高烧和呼吸困难，一名34岁的男子到北京协和医院就医，经检测HIV抗体呈阳性。这是在中国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是一名外国人——美籍阿根廷人。
随后，《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系列关于艾滋病的报道，其中《谈谈“超级癌症”——艾滋病》比较典型地把艾滋病描述为一种来自西方的“传染性癌症”。
此后14年间，在中国的媒体报道中，都把艾滋病视为“资本主义的疾病”。国内的病毒携带者，大多被归咎于他们采取了资本主义贪图享乐的生活方式：吸毒、滥交……艾滋病在国内也被叫做“爱资病”。
而正因为主流舆论认为艾滋主要因为性传播，但在中国保守的社会环境下，医疗机构人员都觉得这种疾病在国内不会大流行。缺少防范意识，艾滋病在我国爆发了两次，一次是云南边境吸毒人员滥用针头导致交叉感染，另一次则是中原地区的血祸事件。
90年代，卫生部为缓解城市血荒问题，采取了“计划献血”政策，各地领到采血指标后，加上农村地区贫困问题，“卖血”便形成了一道产业链。但彼时卫生条件不足，血浆混用导致交叉感染，而艾滋病又有着较长的潜伏期，大范围交叉感染的严重性到千禧年之后才暴露出来。
2000年8月，国内媒体界首次披露艾滋村，《中国新闻周刊》的封面报道《国难当头》一出，举国震惊。到2003年，中国政府向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疟疾基金提出申请书，申请中指出，豫冀皖鲁鄂晋陕七省56个县的150万农民中，估计25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国内绝大多数艾滋病case均来源于此，
03 艾滋病治疗
2004年，国务院成立了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实施了“四免一关怀”等一系列积极防治艾滋病的政策措施。该政策总结下来就是：在治疗上予以减免费用，在生活上予以关怀补助。
2005年8月，25个省份落实“四免一关怀”的相关配套政策。2006 年 3 月 1 日，《艾滋病防治条例》正式颁布施行，将“四免一关怀”政策制度化、法定化；2010年12月，国务院在坚持“四免一关怀”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五扩大、六加强”防治措施。
2012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指出，要完善艾滋病治疗药品的供应保障体系。2016 年民政部发布了《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管理办法》。不仅是政府，社会公益组织也加入到艾滋病医疗保障的队伍中来。
这些政策减轻了艾滋病患者机会性感染后的负担，也形成了免费抗病治疗和医疗保险的体系。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进一步对艾滋病防治提出了要求。
在用药方面,WHO 基于最新的抗艾滋病药的研发和创新情况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在2013年的基础之上，于2018年提出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指南的新版本。这个治疗指南
不仅充分发挥了治疗效果好､工业化程度高的老药如拉米夫定(3TC)，也将多替拉韦(DTG)等，新的品种纳入了治疗指南。
国家集中采购抗艾滋病药物，根据HIV感染者情况及我国目前可以获得的抗病毒药物制定治疗方案并免费提供给患者使用。抗病毒治疗在我国增长十分迅速，在过去的五年里每年新增治疗人数在10万人以上，因此，抗病毒药物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国家采购的药物主要包括国产化的专利到期的仿制药，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二线治疗进口药物。
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障仅纳入了14种抗病毒药物，而国际上可供选择的药物有20多种，美国FDA(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则已经批准了50多种抗艾滋病毒治疗药物（图中可见基本都为欧美大厂原研）。医疗保障范围的狭窄以及抗病毒治疗药物种类不足导致我国基本医疗保障无法完全满足艾滋病病人长期治疗的需求（刘婷，钟敏，张锋镝，2010），总体来说，药物种类覆盖尚需扩大。
国内相关药厂均是从专利期满的仿制药原料药的工艺开发和生产开始，逐渐延伸到艾滋病药物制剂的研制生产和销售环节．国内目前能够生产部分原料药和部分制剂品种。
美国 FDA 总共批准了50个抗艾滋病药物，其中29个单方，21个复方制剂。我国批准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物14个，其中10个单方，4个复方制剂，都是比较老的产品且有一定的副作用，纳入国家采购只有4个单方1个复方。复方制剂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很大差距，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复方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在国内大都没有产业化，病人依从性差，病毒耐药发生率高达30％。
早在20年前，印度就成了仿制药大国．国际上公认，印度廉价的艾滋病药物救了几十万艾滋病患者。应该指出的是，印度药厂在制剂技术和成品药国际化的道路上先行了中国一大步．目前，在能够满足WHOPQ(Pre-qualification)认证的艾滋病治疗药物的290种药物中（不同厂家，不同剂型，不同规格），有231种来自印度厂家。
目前我国抗艾滋病病毒药物主要以原料药形式出口，保证了最好的质量和最有竞争力的价格．在抗艾滋病药物国产化以前，一名患者全年的抗病毒治疗费用约为3万元．目前，由于药物的国产化，使一名艾滋病患者全年的抗病毒治疗费用大幅度下降到3000甚至1000元。
医保报销
根据有关研究表明，一个危重艾滋病患者 1 年需要25万元人民币的医疗费用，这超过了很多地区的医保封顶线。（熊建菁,杨光,黄丽花,2015）门诊是控制艾滋病较为有效的手段，大部分艾滋病患者是不需要住院治疗的，其90%的医疗费用是在门诊治疗产生的；
而门诊费用需由患者自己支付，艾滋病医疗保险发挥分担风险的作用很小，因而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即使有的县对艾滋病进行全额报销，人数也是非常有限的。我国艾滋病患者治疗报销难的情况，还由于：因性传播、吸毒感染上的艾滋病不予报销；只报销抗病毒治疗的费用；保障对象仅限于艾滋病患者本人；只报销住院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