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后,王述清的母亲很久不烧香了。
她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天天烧香,“娃还出事了”。
地震前,儿子包了个工地,在绵竹市清平镇棋盘村修房子。上一个包工头做了一半,死于车祸,全家觉得“不吉利“,但王述清想“多挣点钱”,因为“小孩要念书”。母亲不放心,给儿子算过命。算命的说“没事”。
地震那一天下午2：06分，他打电话问工友，“工地是不是在下雨？这会儿天黑地暗的”，这是这个手机发出的最后一个信号，他当时正在搭着公车去清平工地的路上，22分钟后，山塌了,公车被埋了，王述清戴着母亲给他做的保佑平安的红绳。儿子是生是死,她不知道。
地震后,“王述清”的名字,先后出现在当地大队的统计名单、《人民日报》的寻人公告,以及绵竹法院的判决书上。人们发明了复杂的手续来界定自然生命的失踪和死亡。王述清是那次地震失踪人口中的一个。
一个法律上的界定是,下落不明满2年的,亲属可以向法院申请失踪；下落不明满4年或因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满2年的，可向法院申请宣布死亡。
一个官方给出的地震失踪人口统计数字是,17923人。这背后对应着17923个地震失踪者的家人,甚至更多。他们是新闻中“情绪稳定”的家属，是宏观叙事中创造“抗灾奇迹”的人，他们的真实表情夹在那些词的缝隙,数目庞大,面目模糊。
判决书上用148个字去试图解释王述清的生平,他的妻子张敏,也说不出这个男人更多的故事。在家里,王述清的照片被换了3次地方。张敏最开始放在柜子里,被儿子拿到他屋里,张敏怕儿子看着难受,又藏在家里的阳台上。上面包裹着两层塑料袋,白色的、黄色的。它是地震后专门在照相馆打出来的,照片里的他穿着黑色的衬衫，身后开满白色的小花,一脸茫然。
李春学的一寸照片也被换了2次地方。李春学和王述清的交集是——中国裁判文书网，他们共同出现在因地震而宣判死亡的法律判例上。在那个网站，以“地震、失踪”为关键词可以搜到248个判例。在李春学的老家都江堰市花溪村，雨水充沛，空气潮湿，妻子钟兴群怕丈夫照片被弄潮，专门压了膜，把照片挪到了海拔更高、不易受潮的衣柜里，想等“儿子大了，拿给他看。”
地震时，钟兴群的儿子还小，在睡觉时被母亲抱出来，懵懵懂懂的，他记不得爸爸什么样，也不知道在那个日后被命名为“汶川地震”的灾难中，无数人的命运会在那一刻发生交叉、转变。包括自己的父母。
在那一刻，钟兴群正从卖茶叶的路上回到家，发现“瓦片倏倏地从房顶朝下掉”。午休时间，丈夫李春学正在从工地回家的路上，突然“山上泥巴都垮下来”；成兴凤在绵阳陈家坝的老家给母亲祝寿。她唯一的儿子贺川，正在67公里之外的北川中学上课。儿子平时仔细，多一分零花钱都不要，那天早晨,成兴风给了贺川一百块钱，让他在外边吃点儿好吃的；金樊也在陈家坝,她在家里卖水果，忽然发现“天被挡住了，全都是灰，看不见了”，那时，自己的舅舅正在去北川办事的路上。他九点多时从自己家门口路过，金樊当时叫他下车坐坐，他没下来，“一会儿就回来”，他说。
“就再也没有见过了。”金樊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但他总是出现在自己梦里，那还是早年在一起捡苹果的画面，他们每个人背着一个筐，金樊爬到树上，爬得老高，舅舅在下面喊，让她小心一点，阳光金灿灿地洒在苹果树上。
遗忘是漫长的，回忆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失踪家属”的身份悬在遇难家属和幸存家属中间,它模糊的界限感，带给他们更复杂的情绪。“亲人还在”的想象,十年来顽固的在一些失踪家属体内生长,他们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朴素观念压迫。虽然也有另一部分更现实的人,早早就放弃了希望。
一些共同的特征属于他们,比如他们大部分人依靠行政流程和法律手续去界定亲人的失踪和死亡，虽然有时法律意义的界定，和心里真正的接受，是两回事；他们大多经历过漫长的找寻,没有发现亲人的尸体；他们若隐若现的希望被白天和黑夜分割,那分别对应着他们的理性和非理性时刻...
在知乎上，有人问，“地震中失踪的人去哪了？”，下面有33个答案试图解答。有人目睹过因为地震一个县城荡然无存，感慨“人在大自然面前不堪一击”，也有人愤愤不平地在下面留言，“人定胜天，懂么？”
没人回答他。
1.
失踪的人到底去哪儿了？金樊也想知道。
地震后，金樊的舅舅失踪了。金樊找，舅母也找。舅母不甘心，走遍了北川县城，吃不下睡不着，找了一个月，找不到，自杀了。
金樊平时没看出舅母和舅舅特别的感情，讲不出他们浪漫的故事,只知道“农村的人，大多都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她记得，舅母当时几天会回来一次，然后接着出去找，一和她说话，舅母就哭，哭得呜呜的，只一直不停地重复一句，“人没了，人没了......”神情怆然。
金樊他们劝她，让她到在新疆打工的女儿那儿去散心，她不去。女儿于是回家。当时大家临时住在外边，忙着砍树，忙着搭棚子，忙碌之余，没太多人注意到舅母。
后来，舅母拎着一桶油，回了老家的山上，当地的人看到，她一直都没出来，第一天、第二天....第五天....一直没有，门是从外边反锁的。
她在里面喝药自杀了。那年，舅母51岁。
儿子出事后，成兴凤也想过自杀，又觉得那样对女儿不公平。地震后因为没有路，交通不便，成兴凤走了十二个小时，才走到县城。每天爬到山上去找儿子，周围都是房子一般大的乱石，喊到没力气，一声比一声弱，它们细细碎碎地散落在空气里。没有回应。
找到第六天时，她看到了儿子的班主任，出事那天，她没有上课，“学校全埋了。”她说。
人们奋力寻找的失踪家属，一部分还活着，在这个时空或另一个时空，成为被传颂的奇迹本身。2006年就去四川打工的丁志洪是他们中的一个。他的故事洋溢着戏剧性，成为震后失忆9年后，又重新回家的“别人家的孩子”。地震后，二哥丁志华打他电话一直不通，丁志华自称，“家庭负担很重”，也没有再多找。二哥找了当年给弟弟介绍到四川打工的那个人吵了一架，气鼓鼓地回家了。全家人都觉得丁志洪去世了，直到2017年他回家。他们才知道，地震时，丁志洪被预制板砸中，被救起后，一直失忆，直到2016年，才猛然记起自己家在杭州灵桥镇。
失踪家属中大多数人的故事都乏善可陈。一部分被永远埋在青山下，在静默的岩石中重复关于生命和死亡的一切；还有一部分成为无法辨识、无人认领的尸体，殡仪馆或者万人坑将是他们最后的归宿。
钟兴群去都江堰的殡仪馆找过丈夫。火化前，他们的脸上沾满泥巴或鲜血，或平静或惊恐，沉得像一块铅。他们在火化前，被拍下最后一张照片，方便到处找寻失踪亲人的亲属来认领。钟兴群看过几百张照片。没有丈夫的。
还有一部分直接被埋进万人坑。一切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危险进行着。满载尸体的卡车颠簸在北川的路上，尸体被装在各种颜色的编织袋，运到事前挖好的坑里，匆匆被扔进去，差不多并排躺下，然后上面覆盖着一层生石灰，再并排躺下一排尸体，接着又是另一层生石灰。一铲一铲的生石灰洒在他们脸上，泥土不管他们生前有多么显赫，都将他们埋在越挖越深的坑里。
成吨的寻亲诉求，填满绵阳市中心医院外边的墙壁、九洲体育馆周围、移动开通的寻人平台、百度贴吧、宝贝回家网站，甚至是扑克牌。贺先琼这么做过。她把失踪的4岁儿子的照片印到扑克牌上，她想让很多人看到自己的寻亲信息。
遗憾的是，并不是发出的每一个寻亲信号，都能指向一个宽慰人心的结果。
一些找寻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结束。“父母地震后失联 9岁女孩东莞卖菜寻亲”在去年过年时被刷屏，遗留了近十年的问题，因为媒体的关注，在几天内被迅速推进，得到“高度重视”，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来解决这个问题。
心里的跋涉或许更为漫长。十年来，成兴凤内心一直承受着深不可测的折磨，没办法和痛苦和解。她不相信“儿子一米七高的个，跑不出去”。随便走在街上时，“碰到像贺川那么大的娃”，脑子里总会混乱地想是不是他，理智稍微回来一些时，又觉得这不可能。她也去宝贝回家网站搜过“贺川”，搜到几个，“都可有出息，自己开了公司。”她没去找他们。自欺欺人的谎言明明一戳就破。
为了让儿子找到回家的路，成兴凤也想过很多办法。
她手机烧给儿子，怕他在“那边”没有卡，又烧过去一张电话卡，是自己的号码。这
个50岁的母亲把想说的话都写在纸条上。烧完后她担心儿子看不到，又想到了挂横幅。
条幅70公分宽，10米长，每年挂3次，上面满满当当地挤着想说的话，挂了十年，一层覆盖着一层，重叠成厚厚的一堆。
成兴凤留了那个区域清洁工的号码，叮嘱他们要是有人把它们摘掉的话，随时给自己打电话。
没接到电话，条幅被摘下来2次，成兴凤从老北川路过时，自己发现的。她有点儿生气。找遍了北川的各个单位，没人承认是自己干的。
成兴凤专门问了律师，律师告诉这种行为不违法。她兜兜转转找到老县城指挥部，从他们要领导的电话，他们不给，吵了起来，掀了桌子。后来找到领导，答应她以后会和清洁工说清楚，又重新帮她做了一个，挂了上去。
早年，成兴凤和儿子曾付出过真诚的努力从老家和大山离开。读一年级时，一个大一点儿的孩子欺负儿子，把他“抽到水里”，那是冬天，天很冷，成兴凤看到儿子书包都湿了，也不敢和自己说，她一个人哭了，暗自发誓要给儿子更好的条件。再加上儿子一直想考北京的学校，1997年，他们搬到县城读书，成兴凤离开土地，出来打工。在工地，一天赚12块钱，他们租房子住，乐在其中。
“没想到走错了，如果在我们老家，他肯定还在”。她用粗糙瘦弱的手捂住脸，眼泪慢慢从指缝中渗出。
2.
对一部分人，亲情成为了他们永远的羁绊，对另一部分人，它有时或可带来收益。在废墟里，一个常用的技俩是，没有关系的人，先假扮成逝者的亲人，哭几下后，再拿走他们身上的钱财。
在废墟外，失踪亲人的死亡证明有时被需要，有时不被需要。
有一次丁志华所在的村里分“小产”的钱。每人能分三千五。村里书记和他说丁志洪不能分钱，理由是“人已经五、六年没回来过”。丁志华生气了，“我弟弟没有死亡证明，这个钱我要分的”。
双方僵持不下。丁志华把电话打到派出所，按照丁志华的说法，派出所说丁志洪“没开过死亡证明，可以分”。书记最后不情愿地分给他们。
“按照我的心理，我弟弟还没有死呢。”丁志华强调了一遍。早年弟弟在四川打工时，还经常从他要生活费。他也无奈，自己一天靠苦力劳动，“能挣几十块钱”，“有时也拿不出钱”。
弟弟回来后，丁志华想让弟弟“好好的和村里的书记村长讲一下（自己地震受伤）的情况，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照顾”。弟弟不肯，“我什么都不要。”
失而复得只是故事的开头。距离和时间终究还是消解掉一些东西，用丁志华不理解的方式。他觉得“弟弟和自己没以前亲了”，他停了几秒，把它归因为，“地震后，弟弟脑子不好使了”。
新的和生存有关的逻辑压过了悲伤的本能，生活还要向前推进，日复一日。
村上每年的“分红”，需要人活着，才给分；民政部门发的抚慰金、村里包产到户的分钱，需要“把户消了”，有“死亡证明”，“才给分”。
张敏被折腾得够呛。分红时，她还没给丈夫王述清开死亡证明，“我这个又没判死亡，万一回来....反正那时我就这样想，最后也没给”。什么也没分到。
地震后，拿着死亡证明可以给分五千块钱的抚慰金，她记不清自己是在2008年还是2009年去过一次法院，要交八百块钱，用做报纸登的寻人公告费。
按照法律流程规定，如果在一年公告期内，仍没音讯，可宣布死亡。
张敏一听要交这么多，觉得心疼，抱有侥幸，觉得地震是事实，丈夫会“自动被消户”，就没交。毕竟儿子要上高三，很需要钱。“哪晓得必须经过这个，才会判死亡。”
2016年，村里农村合作社“把田卖给人家”，又开始分钱，条件是要有死亡证明。张敏一看不行，又去了一趟法院。发现几年过后，法院的寻人公告费反而还涨了250块钱——那和自己一个月的低保钱差不多，她吸取上次的教训，硬着头皮交了。等死亡证明下来，她又想起几年前没领到的民政局分发的地震抚慰金，就又去了，绵竹的民政部门他们当着她面给财政那边打了电话，“财政说当时的抚慰金都上交了。”又没拿到。
有时，不消户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花溪村集体拥有的一座山被卖出去后，只有户主签字才能领到分的钱。家里的户主是李春学。村里发放的土地补贴，也得户主签字才能查，钟兴群去法院给消失的丈夫开了死亡证明，然后去派出所消了他的户口。此前，她总模模糊糊觉得，“不消户口，他还可能回来。”
记忆里的丈夫很爱回家。李春学地震前在都江堰虹口那边做活，在外头吃点水果都会惦记给钟兴群揣回来。他兜里没钱，舍不得做班车，就翻山越岭，一走走十多里路，走到晚上十二点多，也要回家看老婆孩子。第二天再走着回去，“人穷那时是真感情”。钟兴群羞涩地笑笑，一朵梨涡在她泛着黝黑光泽的脸上绽开。
地震后，那个爱回家的男人，再也没回过家。
3.
爸爸去哪了？钟兴群的儿子在不同年龄时，听到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小时候，他听到的版本是，“爸爸出去打工了，没回来。”儿子稍微大一些、有了一些心理承受能力后，她才试着告诉儿子，那个一回家“就他抱得紧紧的”叔叔，在地震里失踪了。
家里早年穷，“连饭都吃不起”，李春学修房子常常接不到什么活。地震灾后重建
后，每天有大把的活，可他已经不在了。
他们33岁才有这个孩子，觉得格外珍贵。钟兴群想等儿子再长大一点儿，再告诉他和爸爸失踪更多的故事。
村里修路，她家门口的路“窄得很”。“你穷肯定把你踩扁”钟兴群得出这个结论，她认真分析，原因可能包括，村里的应酬，自己没钱走动关系，或许还有，家里没有男人，容易被欺负。
儿子小时候，有小孩“欺负他”，“说他没爸爸”。钟兴群听着心里难过，给他又找了一个。
地震后，钟兴群种过大棚蔬菜，每月能赚900。现在的工作是靠近城郊的清洁工，工资1100。她经常同时打两份工，但生活还是扎扎实实地被疾病和贫穷占领。在几十公里外，都江堰市还是出租车师傅口中“因为震后谣传上海援建搬来十万人而物价飞涨”的城市。不过，城市的消费指数看起来对钟兴群的影响并不大，她午饭的固定伙食是一桶泡面。
现任老公和钟兴群在一起“耍朋友”时，心里总有隐隐的担忧，害怕钟兴群以前的丈夫忽然又回家。他们之间有一种分明的界限感，“各人过各人的，不是那种婚姻的感觉”。儿子也是。想要什么东西都和钟兴群要，不和他‘爸爸’要。
他开了一个茶楼，“有心脏病、很胖。”钟兴群和我这样形容她现在的丈夫。
贺先琼也在地震后重新组建了家庭，生了新的小孩。
“如果不是她哥哥经历那些事情，她也不会来到这个世界，她也很不容易。”直到现在，哥哥失踪的信息还挂在宝贝回家的网站上，杳无音信。差不多的原因，在这个2007年成立的网站上，共有85226条信息和贺先琼他们一起承受着相似的焦虑。
“以前她哥哥，四年里，我就没有打过，但这个小孩儿，生下来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经常挨打、挨骂。”贺先琼在一天晚上接了我的电话，怅怅地和我反思，“有时我知道挺对不起她的，地震后，我脾气变得特别坏、特别暴躁。”今年7岁的妹妹在妈妈打电话时，凑到电话旁，奶声奶气地重复着，“哥哥，哥哥”。
地震前，贺先琼常常会约着几个要好的朋友，带着孩子聚在一起。租的房子不大，窄窄的，只有五六十平，他们在一起合计，等老了时，也要住在一起，楼上楼下，大家热热闹闹的。
“地震后，就一个人出来了，其余都没出来。”贺先琼的声音沉了下去。
家属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奋力修补生活。但成兴凤还是会感觉出心中的社交孤独和某种割裂感，和主流社会的。“外边的人不是和我们一样的命，他们聊到地震有时会哈哈大笑。”她遇到过这样的。“地震”被遗忘、被娱乐、被解构，她暗自难过，对此无解。
震后，她开过饭店，做过建筑，现在绵阳安县拥有一家膏药店，买了房子和车，过上了符合主流社会标准的“好日子”。
在2008年5月12日前，成兴凤也有过房子，地震把它砸碎了。震后，社会财富开始二次分配。围绕着分配，人们也在产生新的焦虑。地震暴发户和地震难民同时出现在这片土地上。成兴凤在地震后没法拿到国家给灾区分配的房子。因为自己房子当时是小产权房，没有房产证。她找了几次，无果而终。“我一定要比他们过得更好。”她语气坚硬，不容置疑。
十年来，成兴凤一直对那种失去感耿耿于怀。因为这样，她把女儿从乐山弄回北川文工团上班。早年在乐山歌舞团时，有很多出国演出的机会。2015年，飞机刚起飞时，就开始颠簸震动，他们在上面都吓哭了，那是马航失踪的一周年。成兴凤怕女儿再出事，把她弄回北川。“这边主要是在湖南卫视这种地方演出，毕竟是坐火车。不用坐飞机。”女儿不情不愿，“毕竟北川是一个小地方”。她最后拗不过母亲，还是回来了。
大多数时，成兴凤都在努力做一个充满力量感的母亲。“没有妈妈给你洗衣做饭，你会做么？儿子你做手术的眼睛好了么？一定要看妈妈给你写的信，要把眼睛治好。”这是今年成兴凤在条幅上写给儿子的话，它将在今年512时，挂在北川茅坝中学静默的塔雕之上。
失踪者家属用各自的方式去和消失的家人发生连接。王述清的母亲，在儿子出事的地方抓了几把土，装到食品袋里，带回自己丈夫坟前，把那几把土埋了进去，每年清明时，到那里上坟。没有墓碑。
没有墓碑，也没烧过纸。不管找没找到，十年来，贺先琼总觉得那个爱吃饭的小孩还在，在那儿傻乎乎地问她，妈妈你看我瘦没瘦。她脑海里总能想起那个画面，儿子就穿着黄色的夹克，站在家门口，每次贺先琼回家时，无论隔了多远，都颠颠地跑过来，用他胖乎乎的小手，一把把她抱住，笑得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