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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护理人:暗夜微光

作者:刘文阳

艾滋病,如今依旧是一个令人心生惧怕的字眼。

很多人眼中,艾滋病人携带可怕的传染性病毒,而且性情不定,人人避之不及。

然而有一个群体,是艾滋病患者的亲密“守护者”——她们就是艾滋病专职护理人员。

无论是艾滋病患者,还是艾滋病患者护理人员,都是少数走在荆棘中的人。这条道路上,充满泪水、病痛、恐惧和绝望,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在第108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健康界走近这个群体,倾听他们的故事。

“有人说我们是天上的星星,照亮夜空。我觉得我做不了星星,但是可以成为萤火虫,给我身处黑暗的患者一点光。”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护士 吕雪

采访过程中,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护士吕雪的眼角一直是湿润的。

“他们不应该,忍受这么大身体上的折磨,还忍受心理的折磨,遭受社会歧视。”她不断地重复这句话。

从事了8年艾滋病患者护理工作的吕雪,心大到胳膊上蹭破出血都浑然不觉,还在感染科病房里到处窜。一想起自己的患者,心里涌出无尽的心疼与柔情。

曾经,有一位患者吃药过敏导致表皮大面积脱落,他的家人不知如何处理,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全身竟然沾满了卫生纸。

大夏天,她和另外两名护士穿着隔离衣,用了3个小时,将患者身上的死皮和纸一点点地剪下来,不知不觉浑身湿透了。整个过程患者不停地哭。

吕雪问:“是不是很疼?我们再轻一点。”

患者说:“不是,我是心疼你们。没想到我这种病,不仅没有受到歧视,还能得到这么精心的护理。”

心疼患者的她,也时常被患者心疼。一次病房接到一位病人的电话,“帮我转告吕雪,让她别老熬夜了,黑眼圈都出来了。”

因大意或者忙碌不戴手套去给病人抽血扎针时,病人会提醒她:“你把手套给戴上。”说起这些,吕雪满脸的幸福感。

“我觉得自己像一艘客船。病人刚开始患病最无助的时候,像孩子一样丝毫离不开我。等到过去那个阶段回归正常了,就像孩子长大独立了一样,联系也就少了起来。”

——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护士 张洁

3年前被调到红丝带之家的时候,是张洁和老公之间矛盾频发的一段时间。

老公不能接受的是,为什么一个电话过来张洁随时会将自己晾在一边,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为什么工作和生活之间没有任何界限?

后来张洁的老公也明白了,电话的那头大多像孩子一样无助脆弱,甚至身处绝境。而张洁就是他们黑暗深渊中的一束光。

张洁微信通讯录近千名好友中,将近一半是艾滋病患者。只要是和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张洁从来不会删。为此,老公还专程为她买了个大内存手机。

患者找她的理由很多。“张姐,你说我得这个病,罪不至死吧?”曾经有人这么问她。张洁回答:“别胡说!就是犯了法,还有刑满释放的那一天呢,何况你又没有犯法。”

“春暖花开了,我准备回来就自杀,安眠药已经买好了。”有人这样给张洁留言。张洁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打过去,直至患者来医院看病,并一步步走向生活正轨。

成功解救有自杀倾向的患者,是张洁最有成就感的事情。然而也有一些不成功的案例,令张洁至今耿耿于怀。

一回例行检查中,一位患者被查出病毒载量升高,然而本人却在检查结束之后拒绝吃药,并跑去了云南。张洁和他沟通,得知他母亲去世,被父亲遗弃,而对生活无望。张洁一边电话、微信劝导,一边托云南的志愿者去找他。

患者接受治疗身体好转了。后来还高兴地给张洁打电话说要好好孝敬爸爸和奶奶,好好过日子。

然而3天后,患者就走了……

“一想起来,我这心里就难受。”张洁沉默了好久。

“一个群体你视他特殊,他就越特殊。你若不觉他特殊,他就回归正常。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把他们当特殊,并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护士长 马晓靖

在传染科病房工作,马晓靖已经有近20个年头。粗略算来,从他们病房出去的患者已经过万。如今,见过各种状况的她,早就练就了一种从容。

这种专业素养不是一天就练就的。刚被分到传染科的时候,马晓靖也有过“恐惧”。那时她会套上一层又一层的隔离衣、手套,每走一步路都胆战心惊。心里幻想着将面对着怎样令人生畏的艾滋病患者。

而如今她明白,来自医务工作者的歧视对患者伤害最甚。

一回,她没带手套撸起一个病人的袖子看他的针。病人一激灵,起身就要给她跪下。马晓靖立即扶住他说“你怎么了呀,为什么这样激动?”患者说:“我在我们那儿被查出这个病之后,立马被关到小黑屋里了,什么都不管。谢谢你们这样照顾我。”

遇到给医护人员“下马威”的、耍脾气不配合的、极度封闭拒绝沟通的患者时,马晓靖也会生气,但更多的是心疼。因为她明白患者因为自卑、无望,或者受到过歧视、排斥,才会这样。

马晓靖明白,如果说这个群体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他们存在更多心理问题,也面临更多回归社会的压力。而护理工作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自然回归社会。

“也许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能够理智判断没问题,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害怕了,这是一种人性。”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护士长 王晓兰

在感染科,想留住一位年轻的护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作为一名护士长的王晓兰最发愁的。

有的人被派到这里来之后,还是怀着很强的抵触或恐惧心理。有的人刚来没几天就走了。一问原因,就是“家人不同意”“男朋友不同意”……

意外的状况也很容易立马终止新人在感染科脆弱的职业生涯,这也让王晓兰时时提着心。

有一次,科室来了一位素质不错的高年资护士。大约两周的时候,有一回这名护士不小心把手指划破了,便立即给她发了图片,说自己很担心。王晓兰一看心一紧,连忙安慰她,告诉她处理方法。到了晚上还是不放心,心想这时肯定在做心理斗争了,便又跟这位护士打电话进行心理支持和风险评估。

到了第二天早上,王晓兰看到这名护士正常来科室上班,心里这才踏实下来。不过后来还是听说,她头天晚上一宿没睡着。

王晓兰非常理解,“也许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能够理智判断没问题,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害怕了,这是一种人性。”她说。

“如今一个半月过去了,慢慢地恐惧消除了很多,但是心中的担忧困惑还是不少。”

——北京佑安医院肝病科护士 胡艳

胡艳是到科里轮转的一名年轻护士。她坦言,接到医院通知之后也是做了一番思想斗争的。如今一个半月过去了,慢慢地恐惧消除了很多,但是心中的担忧困惑还是不少。

“最担心的是,艾滋病是有潜伏期的,如果不小心被扎一下,有可能过了10年才会发病。”她说。

初接触艾滋病人经验不足的她,无法做到让患者对自己敞开心扉,也是苦恼。“我和他们的交流很浅,患者不愿意透露更多。”

值夜班是胡艳最紧张的时候。“听说病人可能会跳楼,所以一到晚上特别害怕有病人想不开。”

当然也有感到幸福的时候,那就是自己给病人扎过一次针,被他们深深地记得和依赖,让她感受到工作的价值。

一回,爸爸问她“艾滋病到底是什么病?”她用了一堆专业术语回答,爸爸似懂非懂。让胡艳略感安慰的是,这种对艾滋病可怕之处的“不懂”,爸爸可以少一些对她的担心。

但胡艳更忧心的是,很多人因为不懂以及不注意,感染上艾滋病。每次又有新的病人住进来的时候,她都会不禁为他们感到遗憾。

“被查出来之后,得到的都是排斥和避讳,从她们那里第一次得到温暖。对于她们有无尽的感激。”

——北京佑安医院爱心家园志愿者、患者 小陈(化名)

推开门落座的同时,小陈顺手将面前的一瓶饮料往远处挪了下,微笑中略带羞涩。

走过曾经最痛苦难熬的阶段的他,如今在医院里和护士们成了并肩作战的盟友,帮助处在同样处境的病友们,拥抱生活和社会。

作为一名病人,小陈说自己太了解病友们的感受了。“护士一句话的语气、一个眼神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

“如果护士给病人的感受是温暖和接纳,对于他们的治疗和愈后有莫大帮助。如果是排斥和歧视,也许就会给造成难以平复的心理阴影和创伤了。”小陈告诉健康界。

在小陈的眼中,愿意从事艾滋病护理工作的人,更加具有人性的光辉。也是很多曾经身临深渊的病友人生中最可贵的一束光。

“被查出来之后,得到的都是排斥和避讳,从她们那里第一次得到温暖。”小陈说,“我们对于她们,有无尽的感激!”

“不能让艾滋病患者隐藏起来,艾滋病是不会因为病人隐藏而消失的。”

——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理事长 孙新华

艾滋病人不该被歧视!这是艾滋病护理工作者最大的心声之一。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识。

近年来,中国社会也在不断进步,共识与合力在不断凝聚。

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代理秘书长刘小平介绍,我们希望全社会对待艾滋病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恐惧不歧视,就像对待普通传染病一样。但受限于社会传统观念,普通民众依旧对艾滋病“谈虎色变”,心理感受和面对其他传染病时还是不一样。

作为一个公益组织,作为政府行为的补充,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也在通过自身努力“点亮星空”。

比如通过“午餐日反歧视活动”,宣传艾滋病可预防的理念,消除民众潜意识里的“艾滋病是凶神恶煞”“可直接致死”的想法。

“歧视病人是没有好处的,如果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给予这批人群以关爱,才是对抗艾滋病有效的办法。”孙新华说。

不可否认,在帮助艾滋病患者回归生活正轨,重拾信心,以及消除社会对他们的偏见、歧视中,艾滋病患者护理人员是重要力量。

孙新华特别强调的是:“基金会目前面向医护高校做宣讲时,会着重提到艾滋病护理工作情况,为这一群体储备优秀人才。”

佑安医院的吕雪,自称是夜空中的萤火虫,“我做不了星星,但是可以成为萤火虫,给我身处黑暗的患者一点光。”

一己之力无法消除夜的黑。当一只一只萤火虫微光亮起,终能点亮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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