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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瑞尔马厩事件几个月后，又发生了一起疫情，地点在中非。在加蓬东北部的伊温多（Ivindo）河上游，刚果共和国边境附近，有一个叫作马依布2村（Mayibout 2）的地方，是在马依布村上游仅1英里远的一处附属居住地。1996年2月初，马依布2村的18个人参与屠宰和食用一只黑猩猩后，就突发疾病。
症状包括高烧、头痛、呕吐、眼部充血、牙龈出血、打嗝、肌肉疼痛、咽喉痛和血性腹泻。村长决定将18人全部送到下游区中心马科库（Makokou）镇上的医院中接受治疗。从马依布2村到马科库，乌鸦飞的话，不到50英里，但乘独木舟沿伊温多河蜿蜒而下却要花7个小时，小舟沿河岸边森林中的藤枝蔓壁蜿蜒穿梭。其中4名患者在到达时已生命垂危，两天内便死亡了。4具尸体又被送回马依布2村，按传统仪式进行下葬，对这种不明原因夺去人生命的疾病，人们没有采取任何特殊预防措施。另一位病人从医院逃了出来，跌跌撞撞回到村子里，还是死了。很快，第二批感染者相继发病，他们是第一批病人的亲人和朋友，在照顾病人时染病，还有一些人因为处理第一批病人的尸体而染病。最终，31人病倒，21人死亡，死亡率几乎达68%。
一组医学研究者收集了上述事实和数据，研究者中有加蓬人还有法国人，疫情暴发时他们就到达了马依布2村。有一个精力充沛的法国人叫埃里克·M·勒罗伊（Eric M. Leroy），在巴黎受过培训，他在加蓬东南部一个中等城市弗朗斯维尔（Franceville）的国际医学研究中心（Centre International de Recherches Médicales de Franceville，CIRMF）做驻地病毒学家。勒罗伊和同事们从一些病人的样本中发现了埃博拉病毒的证据，并推断被杀死的黑猩猩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们写道，“黑猩猩的感染病例可以成为18例人类感染病例的指示病例”。他们在调查中也发现黑猩猩不是被村里的猎人杀死的，而是在森林中找到的，当时黑猩猩已经死了。
四年后，我与十来个当地人一起在伊温多河上游附近的一个篝火旁坐谈。他们都是一次长途陆地跋涉的森林向导员，其中多数是班图人（Bantus），绝大多数来自加蓬东北部的村庄。我加入征途前，他们已经走了好几周了。他们的工作包括背着沉重的背包穿越丛林并每晚为生物学家搭建简单的宿营帐篷。这位生物学家是麦克·费伊（Mike Fay），正是他强烈的使命感驱动着整个事业的前进。即使按照热带实地考察生物学家的标准来看，费伊也非同寻常：他身体结实、顽强、不羁、有强烈的自然保护意识。他的事业，自称为万千样带（Megatransect），是一项长达2 000英里、穿越中非野外现存森林区的徒步生物调查。沿途他每走一步都会记录数据，记下大象粪堆、猎豹行踪、猩猩足迹和植物鉴定等，还有用左手草草地在黄色防水笔记本上记下的成千上万的小符号。而同时，其他人员在他身后一字排开，背着他的电脑、卫星电话、特殊仪器、备用电池，还有足够他自己和所有人用的帐篷、食物和医疗用品。
费伊到达加蓬东北部这边时，已经走了有290天了。他和一队熟悉野外森林环境的俾格米人（一个身材矮小的少数民族）一起穿过了刚果共和国，但这些人在加蓬边境被拒绝入境。所以费伊不得不在加蓬重新组建一个团队，大部分成员都是从伊温多河上游的各个金矿中招来的工人。他要求的那些工作，在森林中开辟道路和搬运行李，尽管艰难并且障碍重重，比起在赤道泥土中挖金子，显然还是个更好的选择。有一个人，既是厨师又是搬运工，每晚营火前，他会炒很多的米饭或麸麸（用木薯粉制成的主食，像可食用的纸浆一般），用些混合的褐色酱汁点缀当配料。这种酱汁的成分包括番茄汁、干鱼、罐头沙丁鱼、花生酱、冷冻干牛肉和辣椒（pili-pili），所有这些都是能混在一起的，由着厨师的兴致进行组合。没有人抱怨。大家总感觉饿。在丛林中筋疲力尽地跋涉了一天之后，比这样一大份食物更糟的就是食物的分量不够大。我受《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之命，加入这群人当中，主要的任务就是追随费伊的足迹，写出描述其工作和旅行的系列故事。我会在一个地方和他待上十天，另一个地方再陪他两周，然后溜回美国，让我的脚恢复恢复（我们穿的是水凉鞋），然后写出一期连载故事。
每次我重新加入费伊和他的团队，发现根据地点的偏远程度和需要补给的紧急程度不同，集合点的后勤安排都会不同。他从未在曲折的征途上偏离过。找不找得到他，取决于我。有时，我与费伊信任的后勤人员——一个名叫西原智（Tomo Nishihara）的日本生态学家一起，通过坐丛林飞机或乘装有电机的独木舟到达他所在的区域。我和西原智挤到轻舟里，旁边装满费伊下一程所需要的东西：装有新鲜麸麸、米饭和干鱼的袋子、沙丁鱼箱子、油和花生酱、辣椒和5号电池。但独木舟并不总能把我们送到费伊和他的队员挨饿、受冻等待补给的地方。这种情况下，和准备穿越一个叫明克比（Minkebe）的大森林屏障的旅行者一起，我和西原智坐在一架贝尔412直升机中呼啸着冲向蓝天。这架直升机是从加蓬军队高价租来的，是13座的大型机。在其他地方坚不可摧的森林林冠，在这里却时不时被几个高大的山头所打断。这些山头几百英尺高，耸于万物之上，如埃尔卡皮坦山（El Capitan）林立于绿色大地的雾霭之中一般。其中一座孤山之顶便是费伊指引我们着陆的地方，位于马依布2村正西40英里处。
那一天对组员们来说是相对轻松的一天，不用过沼泽、没有会划破皮肤的植被丛、没有因费伊拍近景而被激怒了要攻击人的大象。他们临时露宿下来，等待直升机的到来。现在补给到达了目的地，甚至还带了啤酒来！营火四周的气氛顿时轻松、友善起来。我很快了解到其中两名成员——东尼·M·波什（Thony M’Both）和索非亚诺·安托克（Sophiano Etouck）就来自马依布2村。埃博拉病毒肆虐于村庄时，他们就在现场。
东尼性格外向，身材消瘦，比索非亚诺更健谈，也愿意谈论这件事。索非亚诺体形健壮，眉头紧锁，留着山羊胡子，着急了讲话会结巴，在东尼用法语讲述时，他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据东尼所述，索非亚诺眼睁睁看着他的兄弟和其多数家人因为此病而死去。
因为刚刚认识这两人，我当晚不好追问更多信息。两天后，费伊的团队开始了徒步旅行的下一程，穿过明克比森林，离开这些孤山向南前进。因为在没有任何道路的丛林里徒步行走，我们忙于应对体能上的挑战，无暇他顾，夜幕来临时已筋疲力尽（尤其是他们，比我更辛苦）。但是，大约半程过后，经历了一周艰难的行进和同甘共苦，东尼放松了很多，给我讲述了更多。他的讲述和弗朗斯维尔的国际医学研究中心人员所报道的情况大致相同，只是在一些数字和细节上有些小的出入。但他的角度更感性化。
东尼把它叫作瘟疫（l’épidémie）。这事发生在1996年，他说，对的，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些法国士兵乘坐橡皮艇来到马依布2村，在附近扎营下来。谁也不清楚那些士兵是否有确切的目标——重建旧跑道，或者只是在那里自娱自乐？他们开了枪。东尼猜，也许他们也拥有某种化学武器。他提到这些细节，是因为他想这些法国士兵可能与瘟疫有关。一天，村子里几个男孩带着狗出外打猎。目标猎物本来是豪猪，但却找到了一只黑猩猩，不是狗猎杀的，不是。黑猩猩被发现时已经死了，被孩子们带了回去。东尼说，黑猩猩已经腐烂了，肚子变质，胀了起来。没关系，人们很高兴，想吃肉了。他们屠宰了黑猩猩，然后把肉吃掉了。很快，两天之内，接触过黑猩猩肉的每个人都开始生病。
他们的症状是腹泻。有些坐摩托艇去了下游马科库的医院。但是燃料不足，无法把每个病人都送到医院。发病者太多，摩托艇不够用。11人在马科库死去，另外18人死在村子里。东尼说，很快有专业医生从弗朗斯维尔过来，是的，穿着白套装，戴着头盔，但却没救活一个人。索非亚诺失去了6个家人，其中一个，是他的一个侄女，就死在他的臂弯中。但索非亚诺自己没有被感染。我也没有，东尼说。疫病的起因不明，只有些暗中的谣言。东尼怀疑那些法国士兵用化学武器杀死了黑猩猩，不小心把肉落下了，导致村民中毒。无论如何，幸存下来的村民吸取了教训。他说，直到今天，马依布2村再没有人吃黑猩猩了。
我问到了那些打猎的男孩们。他们，所有男孩，都死了，东尼说。但是狗没有死。以前见过这样的疾病或这种瘟疫吗？“没有，”东尼回答，“从来没见过。”
我打听说，他们是怎么弄熟大猩猩的？东尼答道，就用普通的非洲酱汁，他好像觉得这个问题很愚蠢。我想象着大猩猩肘子放了花生肉酱，配上辣椒，用勺舀到麸麸上。
除了炖猩猩，另外一个鲜明的细节徘徊在我的脑海中。这个细节是以前和东尼聊天时他提到的。东尼告诉我，在村庄陷入混乱和恐慌中时，他和索非亚诺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13只大猩猩堆在森林中，全部死亡。
13只大猩猩？我没有问到过死去的野生动物，这是他主动提供的信息。当然传闻可能也会含糊、不准确，有时纯粹是假的，也不都可靠，即使是亲眼见证。要说13只死猩猩，可能实际上是12只，或15只，或很多只，多到痛苦万分的人无法数清。有些人就要死去，记忆也就不会那么清楚了。要说我看见了，可能实际如此，也可能没那么真实。我的朋友看见了，他是个很亲近的朋友，我相信他，如同相信我的眼睛。或可能是：我是从特别可靠的人那里听来的。对我来说，东尼的证词似乎属于第一认识论范畴：可靠，但可能不够精确。我相信他看到了死去的大猩猩，大概13只，如果不是成堆，就是成群；他甚至可能真数过。在凌乱的叶子当中散布着13具大猩猩尸体的景象，耸人听闻，但却似乎合理。后来的证据显示大猩猩极易感染埃博拉病毒。
科学数据则是另一码事儿，与逸闻非常不同。科学数据不会掺入诗意的夸张和矛盾情绪，而是可以量化到很细小的可靠信息。将数据一丝不苟地收集起来，严格分类，就会浮现出科学意义。这也是为什么麦克·费伊要带着他的黄色笔记本穿越中非：寻找众多细微数据中可能呈现出的大规律。
第二天，我们继续在森林中前行，但距离最近的道路仍然需一个多星期的路程。这里是大猩猩绝佳的栖息地，结构良好、它们喜爱的植食丰富，而且几乎未有人类涉足：没有小路、没有营地、没有猎人的迹象。应该是有许多大猩猩的。在不久以前，曾经一度是有过的：16年前，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的两位科学家对加蓬的类人猿数量做过统计，当时结果显示在明克比森林中有约4 171只大猩猩。但是，我们几周来在丛林开路前进以来，从未见到过一只大猩猩。没有大猩猩或大猩猩的迹象是非常奇怪的，怪到费伊都觉得刺激。这正是他的方法论所意图阐明的那种规律，无论正反。在他探究整个万千样带过程中，在笔记本上记下所见到的每一个大猩猩窝、每一坨大猩猩粪便、每一条被大猩猩牙齿啃过的根茎，同样也记录下了大象粪便、猎豹踪迹和其他动物的类似迹象。我们的明克比之行结束时，他将自己的数据进行了部分汇总。他躲在帐篷里，花费好几小时的时间，在电脑上对比着最近的观察收获。做完后，他才出现。
过去的14天里，费伊告诉我，我们沿路看到了997坨大象粪便，没有一坨是大猩猩的粪便。我们看到了几百万的大型草本植物的茎，包括几种竹芋科的富含营养的植物，大猩猩吃它们像吃芹菜一样狼吞虎咽。但就他目前所观察到的，没有一根植物的茎上留下过大猩猩的牙印。我们没听到一声大猩猩捶胸的拍打声，没见到一个大猩猩窝。就像是夜间那只狗的古怪情形——一种无声的杂种狗，用反面证据向夏洛克·福尔摩斯雄辩地说明哪里不对。明克比大猩猩曾经数量众多，现在已经消失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推断就是某种东西消灭了它们。
9
马依布2村的疫情传播并非单独的个例，而是整个中非疾病暴发规律的一部分。这种规律至今仍是个谜，也是争论的焦点。这种疾病以前被称为埃博拉出血热，现在就简单地被称为埃博拉病毒疾病。从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持续到现在，从非洲大陆的一侧（科特迪瓦）传播到非洲大陆的另一侧（苏丹和乌干达）。在这些病毒暴发中出现的4种主要的病毒统称为埃博拉病毒。从小范围来看，在加蓬一个国家内部，埃博拉病的暴发就非常密集：两年内3次，且3次暴发的地点非常接近。马依布2村就在这一系列疾病暴发的中间时段。
1994年12月，病毒暴发于伊温多河上游的金矿里，正是麦克·费伊后来雇佣加蓬成员的地方。这些营地在马依布2村上游25英里处。至少32人发病，表现出埃博拉病毒疾病所常见的症状（高烧、头痛、呕吐、腹泻和些许出血）。尽管有个病人说他杀了一只闯入营地且行为奇怪的黑猩猩，但疾病暴发的真正源头很难查明。或许那黑猩猩感染了病毒，无意地传染给了饥饿的人类。另一种说法是，第一例患者碰到一只死大猩猩，把部分肉带回到了营地，与人分享了。他死了，触碰了肉的其他人也未能幸免。大约同时，出现了一些关于黑猩猩和大猩猩死于森林的报道。更普遍的传闻是，矿工（和他们的家人——营地基本上都在村庄）的出现和对食物、住宿和燃料的需求，引起了林冠层的混乱，打扰了其中居住的生物。
1994年的受害者们从金矿营地沿河向下被转送到马科库总医院（如从马依布2村运送患者的路线一样）。然后，出现了很多继发病例，集中在医院周围和村庄附近。其中一个村庄里有位巫医（nganga），一种传统治疗师。他的房子可能是个病毒传播地，某个金矿营的病发受害者来向他寻找民间药材，而恰好一个当地人也来找医生看其他不太严重的病，却不幸被传染。可能病毒就是通过医师双手传播的。不论怎样，这一波病毒传播结束时，49例确诊，29例死亡，死亡率近60%。
一年后，病毒暴发于马依布2村，这是该病第二波的暴发。之后8个月，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和其他人又对第三次暴发做出了应对措施，地点在加蓬中部博韦（Booué）镇附近。
博韦的疫情很可能在之前3个月已经开始了，即1996年7月，当时在博韦北部约40英里处的一个叫SHM的伐木场中有个猎人死去了。回顾起来，经判断，猎人的致命症状与埃博拉病毒疾病相匹配，但他的情况当时并没有引起警觉。6周后，另一个猎人在同一伐木场莫名其妙地死去。接着，第三例发生。给伐木场供应的是什么样的肉？可能是一些野生物种的肉，如猴子、小羚羊、野猪、豪猪，也许甚至有猩猩（尽管是违法的）。而且，同样也有关于黑猩猩死在森林里的报道，是倒毙的，而非被击毙的。早期的病例似乎彼此互不相干，好像每个猎人都是从野外感染的病毒。后来，第三个猎人扩大了问题，除了成为病毒受害害，自身也成了病毒传播者。
他在博韦的医院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但他躲避医疗人员，离开了医院，到附近一个村庄向另外一个巫医求医。尽管巫医尽心，但他还是死了，接着巫医和他的侄子也相继去世。小范围疾病暴发开始。整个10月和接下来的几个月，博韦镇上和周边地区出现更多病例，即人与人间的传播更多。几个病人被转送到加蓬首都利伯维尔（Libreville）的医院，却死在那里。一位给其中一个病人做过手术的加蓬医生，事后自己发病，由于对本国的医疗水平没有信心，他飞往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进行治疗。那医生似乎活了下来，但照顾他的一名南非护士病发并死亡。这样，埃博拉病毒便从中非被带到了整个非洲大陆。第三次暴发的最终统计显示，包括博韦、利伯维尔和约翰内斯堡在内的地区里，有60例感染，其中45例致命。这次的死亡率，我们可以自己在脑子里算一下。
在众多的病例和细节中，有一些共同之处值得注意：暴发地点的森林遭到破坏、死亡的猩猩和死人、继发病例与医院接触或传统巫医相关、60%~75%的高死亡率。对任何传染性疾病（狂犬病除外）来讲，60%都是极高的死亡率了；可能比得上中世纪法国黑死病最严重时的死亡率了。
1996年以来，在马依布2村周边，埃博拉病毒疾病的其他暴发潮中，人和猩猩都受到了感染。一个受灾严重的地区在蒙比利河（Mambili River）沿岸，就在刚果西北交界的加蓬边境。这是又一个森林密布的地区，包括几个村庄、一个国家公园和近期刚建起的自然保护区，叫罗西大猩猩保护区（Lossi Gorilla Sanctuary）。2000年3月，我与麦克·费伊在明克比孤山会合的四个月前，我们也到过这个地区。与明克比的空旷相比，我们看到的蒙比利流域上大猩猩数量众多。但两年后，2002年，一组罗西的研究者开始发现大猩猩尸体，其中一些埃博拉病毒检测呈阳性。（抗体检测呈阳性不如发现活体病毒这样的证据更具说服力，但是也有提示意义。）几个月里，他们所研究的90%的大猩猩个体（143只中的130只）消失了。有多少猩猩跑掉了？多少只猩猩死亡了？根据确认死亡数和消失数以及整个研究区域总数进行了推断后，研究者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埃博拉病毒暴发致5 000只大猩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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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回到了蒙比利河，这次是与威廉·比利·卡雷什[William B. （Billy）Karesh] 带领的团队一起。他当时是人畜共患病权威机构——纽约的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CS）的实地兽医学项目负责人。比利·卡雷什是一名兽医也是人畜共患病方面的专家。他还是徒步实地研究者，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长大，师从马林·帕金斯（Marlin Perkins），一位通常穿着蓝色医师服工装、戴着广告帽、留着胡子的老师。卡雷什是个典型的经验主义者，说话轻声细语，口型变化不大，避免直截了当的表达，好像会损害他的牙齿一样。通常他面带一丝狡猾的笑容，表明对世间奇景和各种人类荒唐事的戏谑。但他去蒙比利河的任务中却没有丝毫玩笑的成分。他要向大猩猩射击——不是用子弹，而是用麻醉飞镖。目的是抽取血液样本，检测其中的埃博拉病毒抗体。
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莫巴·贝的湿地群（Moba Bai），距离蒙比利河上游东岸很近，是离罗西保护区不远的一片天然空地。贝（bai）在非洲法语中意思是湿地草甸，通常有盐渍地（salt-lick），周围森林环绕，像是个秘密花园。除了莫巴·贝，周围还有其他3或4个这样的群落。大猩猩（和其他野生动物）经常出没于此类湿地中，由于辽阔天空下生长着钠含量丰富的莎草和紫菀，这里通常浸满水，阳光充足。我们乘坐一只由外部40马力驱动的超载的独木舟，沿蒙比利河逆流而上，到达了莫巴。
船上载了我们11人，还有一大堆工具。有一个气动冰箱、两个液氮冷冻容器（用于存储样本）、包装仔细的注射器、针头、药水瓶和工具，还有橡胶手套、防护服、帐篷，以及防水布、大米、麸麸、罐头金枪鱼、豆子罐头、几箱劣质红酒、很多瓶装水、两三张折叠桌和七把堆叠式白色塑料椅。有了这些工具和奢侈的供给，我们从莫巴跨河建起一个实地考察营。团队成员包括一位叫普洛斯波·贝罗（Prosper Balo）的追踪专家，野生生物兽医、森林向导和一位厨师。普洛斯波在疫情暴发前和暴发时在罗西工作过。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搜索着湿地群，这里到处充满多汁的植物，之前因每日来觅食和休息的几十只大猩猩而闻名。
在埃博拉病毒发作前，比利·卡雷什来过这里两次，搜寻关于大猩猩健康的基线资料。1999年之行中，他一天在这儿看到了62只大猩猩。2000年，他回来，试图麻醉几只大猩猩。他告诉我：“每天每个湿地都至少有一个家庭组。”他不想过多干扰，只麻醉了4只，给它们称了体重，检查了有明显症状的疾病（如雅司病，一种皮肤细菌感染）、并采集了血液样本。4只猩猩的埃博拉病毒抗体检测都呈阴性。这次不同了。他想要采集2002年群体死亡幸存下来的大猩猩的血清。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抱着很大的希望。几天过去了，依我们所见，没有幸存的大猩猩。
总归发现了几只宝贵的大猩猩——用大猩猩麻醉镖很难采集足够的数据（麻醉镖总是种危险的方法，对投镖者和中镖者都有一定风险）。我们在莫巴的观察持续了一周多。每天早上我们穿过河流，静静地从一个湿地走到另一个湿地，用厚厚的植被把自己隐蔽起来，缓缓移动，耐心地等待猩猩出现。一只大猩猩也没有出现。我们经常在雨中守候。晴天时，我会看看书或在地上打盹。卡雷什站着，随时准备好气步枪，镖上淬满了氯胺酮（tilletamine）和唑拉西泮（zolazepam），都是麻醉大猩猩的常用药。或者，我们远足穿过森林，紧紧跟着普洛斯波·贝罗寻找大猩猩踪迹，仍旧一无所获。
第二天早上，沿着一条松软的小径通往湿地群的途中，我们看到了猎豹、大象、水牛和黑猩猩的踪迹，但就是没有大猩猩的影子。第三天，依旧没有大猩猩的踪影。卡雷什说：“我觉得它们都死了，埃博拉传到过这里。”他推断，只有一小部分幸运的大猩猩没被感染或抵抗力够强而存活了下来。然后，他再次说：“那些正是我们感兴趣的。”因为可能的话，它们会携带抗体。第四天，卡雷什和贝罗与我们其他人分开，他们通过捶胸声和吼叫声定位到一只离群发狂的雄性大猩猩，在浓密的矮树丛中爬到距离它10码的位置。突然间，这只大猩猩站在了他们面前，只有头部可见。“我很有可能杀了它，”卡雷什后来说，“射穿它。”他的意思是从它两眼之间射击，而非从侧面来安全射倒它。卡雷什举起了自己的枪。大猩猩又发出一声咆哮，随后跑了。
我笔记中的第六天有这样一条：“没有，没有，连大猩猩都没有。”第七天，我们的最后机会，贝罗和卡雷什在沼泽密布的森林中跟踪了另外一对动物几个小时，却连好好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莫巴·贝周围，大猩猩现在已经变得极为稀少，而少数的离群者也非常害怕和胆怯。同时，雨继续下，帐篷上布满湿泥，河水涨起。
我们不在森林中时，会在帐篷里与卡雷什和其他三位同组野生生物学会的非洲兽医聊天。一位兽医叫阿兰·奥德扎伊（Alain Ondzie），刚果人，瘦高、腼腆，在古巴接受的培训，讲流利的西班牙语、法语和几种中非语。每当他被取笑或打趣时，就会轻轻低下头，并快乐地咯咯笑，很可爱。奥德扎伊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国内任何地方的黑猩猩或大猩猩的死亡报告，这需要尽快赶到现场，采集样本，检测埃博拉病毒。他给我描述了完成这个任务所用的工具和流程，他到达现场时尸体已经无一例外地腐烂，假定（除非证明是别的情况）是被埃博拉病毒侵害的。他的工作服是一套带通气罩的防护服，橡胶靴、挡泥裙和三双手套，手腕处以管道胶带封口。取样时切第一个切口是有危险的，因为尸体可能胀满气体，会爆炸。在任何情况下，要给死亡的猩猩盖上排气昆虫——蚂蚁、小苍蝇，甚至蜜蜂。奥德扎伊说了一个情况，当三只蜜蜂从尸体跑到他的胳膊上去时，钻进通气罩，直达他的肉体，开始叮他，而他还在忙着取样。埃博拉病毒能通过蜜蜂叮咬进行传播吗？没人知道。
你害怕这工作吗？我问奥德扎伊。不怕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呢？我问道。“你为什么热爱这项工作？”（他显然喜欢。）“好问题，”他说，习惯性地轻轻点头和咯咯傻笑。然后严肃地补充道：因为我可以学有所用，能继续学习，还可以拯救生命。
团队中另一成员是帕特丽夏（翠西）里德
里德告诉我，她的工作范围包括一系列威胁大猩猩健康的传染病，埃博拉病毒只是其中最异类的一种。其他的主要是更为常见的人类疾病，因为和人类基因相近，大猩猩更易感染肺结核（TB）、小儿麻痹症（poliomyelitis）、麻疹（measles）、肺炎（pneumonia）、水痘（chicken pox），等等。只要有带病毒的人类在森林中行走、咳嗽、打喷嚏和排便，大猩猩就可能感染这样的疾病。任何这种反向接触性感染——从人类到非人类，都被称作人类传染病（anthroponosis）。比如，著名的山地大猩猩，因向它们示好的生态旅游者们携带的麻疹之类的人类传染病毒而受到威胁。[山地大猩猩是东部大猩猩种类中严重濒危的亚种群，仅活动于卢旺达维龙加火山群 （Virunga Volcanoes）的陡峭山腰上和邻边低地里。中非森林中的西部大猩猩，是纯低地品种，数量更多，但面临的处境也是岌岌可危。]除了栖息地因伐木活动而遭破坏，大猩猩本身遭到猎杀，供应本地人食用或以丛林肉售往市场，传染性疾病也会将西部大猩猩从现在相对较多的数量（总数大约100 000只），推向如山地大猩猩般只有少量孤立群体艰难存活的境地，或导致局部灭绝。
但是，比起栖息着山地大猩猩的维龙加山腰，中非的森林还相对广阔；而且西部大猩猩的家园领地，不舒适、几乎难以穿越，因此很少到生态旅游者。所以，麻疹和肺结核并非其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我要说，毫无疑问，”里德说，对西部品种而言，“埃博拉是最大的威胁。”
她解释道，埃博拉病毒对大猩猩造成如此严重困难的原因，不仅仅是病毒的横行肆虐，而且也包括数据太过缺乏。“我们不知道以前是否有过这样的病毒。不清楚它们是否幸免于此。但我们需要了解病毒是如何传播到大猩猩群体中的，要知道它在哪里。”任何关于哪里的问题都有两个维度。埃博拉病毒在中非分布多广？它潜伏在哪些宿主物种中？
第八天，我们打好包，重新给小船装载，沿蒙比利河下游离开，数据库中没增加一份新血样。任务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决定其相关性的因素：大猩猩极为稀少。狗又开始在夜间表现怪异。比利·卡雷什近距离看到了一只大猩猩，但却无法掷镖过去。在普洛斯波·贝罗对动物足迹敏锐的观察力帮助下，卡雷什跟踪了另外两只大猩猩。其他的，以前常出没于这些湿地的几十只大猩猩，要么分散到未知地区，要么就……死了？总之，大猩猩曾经在这一带大量出没，但现在没了。
病毒似乎也没了。但我们知道，它只是潜伏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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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藏在哪儿？近80年里，埃博拉的宿主身份一直被认为是传染病世界中最黑暗的未解之谜。这个谜，和解开谜团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976年人类第一次认识到埃博拉病毒疾病的发作。
那一年病毒在非洲暴发了两次，相互独立，但几乎同时发生：一次在扎伊尔[4]北部（现在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一次在苏丹西南部，两地相隔300英里。虽然苏丹疫情发生得稍早一些，但扎伊尔的更广为人知，部分原因是，附近有条小水路，埃博拉河，最终该病毒也以此河命名。
扎伊尔疫情暴发的中心是本巴区（Bumba Zone）内的扬布库（Yambuku）村里的一家小天主教会医院。9月中旬时，一位扎伊尔的医生汇报了24个备受关注的新病例——不是通常的疟疾，而是更可怕、更充血的症状，以吐血、出鼻血和便血为特征。到医生向扎伊尔首都金沙萨（Kinshasa）当局致电汇报预警时，已有14个病人死亡，其他人也处于病危之中。10月初，扬布库教会医院已经关闭了，残酷的现实原因使多数医院人员都死了。几周之后，一支由科学家和医生组成的国际响应团队，应扎伊尔卫生部指示，聚集到这里，对这种未知疾病进行紧急研究，并就如何控制给出意见。这个团队，成员来自法国、比利时、加拿大、扎伊尔、南非和美国，其中9名来自亚特兰大疾病防治中心。这些人被称为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成员，负责人是卡尔·约翰逊，他也是当时1963年在玻利维亚致力于马秋波病毒研究的美国医生及病毒学家。他自己也勉强从该病毒感染中脱险。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13年，他仍旧充满热情、十分专注，没有因为与死神擦肩而过或职业的挑战而显得漫不经心，他担任疾病防治中心特殊病原体处的负责人。
马秋波危机的解除，要归功于他对生态次元的专注，即病毒在没有侵袭玻利维亚村民时在哪里生存？那个例子中，宿主的问题是有迹可寻的，答案很快就找到了：一种本地老鼠将马秋波病毒带进了人类住所和粮仓中。把这种鼠捕捉处理后，疫情也被有效遏止。现在，在1976年10月和11月令人绝望和昏沉的日子里，在北部扎伊尔，又遭遇了另一种隐形未知杀手。随着死亡数字上升到几百人，约翰逊和他的同事们开始腾出时间像研究马秋波病毒时一样思考埃博拉病毒的情况：这东西从哪里来的？
那时，他们知道病原体是一种病毒。隔离知识被迅速应用在运送到包括疾病防治中心在内的海外实验室的临床样本当中。（约翰逊，在飞到扎伊尔之前，亲自指导着疾病防治中心的隔离工作。）他们清楚这个病毒与马尔堡病毒相似，马尔堡是9年前发现的另一种致死性病毒，电子显微图显示二者同样呈纤维丝状，且扭扭曲曲，如痛苦的绦虫一样。但实验室测试也揭示出埃博拉与马尔堡有明显区别，这是一种新的病毒。最终，这两种蠕虫病毒——埃博拉和马尔堡，被划分为同一新属：线状病毒（filoviruses）。
约翰逊的团队也知道，新的埃博拉病毒一定寄居在人类以外的某些活动物中，在该物种体内存在时制造的混乱较少，维持着持续的生存环境。但宿主的问题没有其他问题紧急，比如怎样断开人与人传播、如何拯救病患者的生命、怎么制止病毒暴发。“只做了些很有限的生态调查，”团队后来汇报说，且调查结果全都是否定的。除了人类，别处都没有见过埃博拉病毒的迹象。但是回顾起来，这些否定的数据还是有用的，至少记录了早期研究者们寻找过哪些地方。他们研究了从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村庄里收集来的818只臭虫，却没发现任何病毒存在的证据。考虑过蚊子，也没有结果。他们从10头猪和1头牛身上抽了血，都证明并无埃博拉病毒。抓了123只啮齿类动物，包括69只本地鼠、30只老鼠和8只松鼠，没有1只是病毒携带者。检查了6只猴子、2只小羚羊和7只未知品种的蝙蝠的内脏，也没有发现埃博拉病毒。
国际委员会成员因他们的调查结果而受挫。“过去30年里，世界上都没有发生过比这更紧张刺激或更具潜在暴发性的新型急性病毒瘟疫，”他们的报告警示道。他们注意到，88%的病例死亡率，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的，仅次于狂犬病（这基本算是致命疾病的本位标准：在症状表现出来前，未经治疗的病人的死亡率几乎为100%）。委员会向扎伊尔当局提出6条紧急建议，其中包括本地采取的卫生措施和全国范围内的疫情监控。但埃博拉宿主的识别并未被提及。那算是科学事务，比向蒙博托总统（President Mobutu）提出的行动任务稍微抽象些。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等待。
等待在继续。
扬布库事件过去后三年了，卡尔·约翰逊和其他委员会成员仍然在思考宿主的问题。他们决定再次尝试。由于缺乏支持寻找埃博拉栖身之地的专项考察资金，他们将这工作放在扎伊尔猴痘持续研究项目当中，该项目由世界卫生组织协调组织。虽然没有埃博拉那么棘手，猴痘也是种严重的疾病，也是由生活在贮存宿主或者宿主身上的病毒引起的，但是当时也没有确定这种病毒的宿主究竟是什么。所以，做一个联合研究似乎顺理成章，且经济节约，用两套分析工具来筛选收集来的同一组物种。实地考察组再次从村庄和本巴区周围森林以及扎伊尔北部和喀麦隆东南部地区收集动物样本。这次，他们自己抓到的和猎到的，加上付钱请村民收集来的，一共有1 500多只动物，共117种。有猴子、大鼠、老鼠、蝙蝠、猫鼬、松鼠、穿山甲、鼩鼱、豪猪、小羚羊、鸟类、乌龟和蛇等。从每种动物身上抽血，然后剪下点肝、肾和脾。所有这些样本，在独立的小瓶中深度冷冻，运回到疾病防治中心进行分析。样本组织中的活病毒能生存吗？血清中能检测出任何埃博拉抗体吗？约翰逊和他的合著者在《传染病杂志》（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的文章中坦白说明，该答案是否定的：“未发现埃博拉病毒感染证据。”
让埃博拉宿主的探寻工作尤其困难、极难聚集的一个因素，就是该病毒在人口中瞬息变化的特性。有时完全消失好几年。这对公共卫生来说是福音，但对科学来讲算是限制。病毒生态学家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物种、任何的非洲森林中寻找埃博拉，这犹如大海捞针。在空间和时间上最有希望的搜寻目标是有人死于埃博拉病毒疾病的地点和时期。中间安宁的时期里，没有人因该病而死亡，不管怎样，没有谁的死亡引起医学权威的关注。
1976年扬布库暴发后，1977年到1979年间，扎伊尔和苏丹又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疫情，之后15年里，埃博拉病毒就几乎没在非洲任何地方再出现过。20世纪80年代，似乎有些零星的病例，也是后来才确定的，但暴发时不明显，没有任何确诊的暴发引起紧急响应；在那些小例子中，一系列的感染病例似乎都自生自灭了。自灭是与高致命性和中等传染性疾病相关的一个专门概念。意思是一些人死亡，又一些人感染，其中一部分死亡，但其他人康复，病原不再继续扩散。在世界卫生组织、疾病防治中心和其他专业机构召集突击队之前，病发事件就自我了结了。然后，一定间隙后，再次回归——在马依布2村和加蓬其他地方暴发，一个叫基奎特（Kikwit）的地方，疫情发生更令人担忧。
扎伊尔的基奎特，位于金沙萨东部约300英里处。它与扬布库、马依布2村和博韦外的伐木场有个至关紧要的区别：这是个有20万人口的城市。有几家医院，有着与更广阔世界相连的途径，这是其他疫情发生地所没有的。但相似的是，基奎特也被森林围绕。
基奎特第一例确诊的是一位在森林里或附近工作的42岁男性，他可能也或多或少地破坏了森林。他在该市东南5英里的地方，开垦了几片林地，种上了玉米和木薯，用木材做木炭。他是怎么得到木材供应的，怎么给花园晒太阳的？大概靠砍树做到的。这个人在1995年1月6日生病，一周后死于出血热。
那时，他直接传染了至少三个家人，都非常致命。接下来几周里，疾病继续传播到更广的交际圈，导致10多人死去。一些接触者明显是把病毒带到了基奎特总医院（Kikwit General Hospital），也带进了城市妇产医院，在那里感染了一位实验室化验员。而该化验员又将这种疾病带回基奎特总医院。这位实验室化验员在基奎特总医院接受治疗时又感染了几位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和护士（他们怀疑是与伤寒有关的内脏穿孔，于是打开了他的腹腔），还有两位帮忙照顾他的意大利修女。化验员死亡，修女死亡，当地官员猜测这是流行性痢疾（epidemic dysentery），而这样的误判使得病毒进一步传播到基奎特其他医院的病人和工作人员中。
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是痢疾的假设。卫生部一位医生认为更像是一种病毒性出血热；而且这更接近事实的猜测迅速得到确认。5月9号亚特兰大疾病防治中心收到了血液样本，检测确定是埃博拉病毒。7月暴发接近尾声时，基奎特已经有200多人死亡，其中有60名医护工作者。判断错误（如当成溃疡性胃肠道出血）时，给埃博拉病人做腹部手术是非常危险的。
同时，另一个国际团队开始寻找宿主，7月初在基奎特集合。团队成员来自疾病防治中心、扎伊尔大学、马里兰的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USAMRIID，前生化武器实验室，现专注于疾病研究和生化防护），和一位丹麦的害虫侵扰实验室的成员，据推测他对啮齿类动物了解颇多。他们在接触性传染看似有迹可寻的地点开始工作，即城市东南部第一位受害者——那不幸的42岁男性的木炭坑和庄稼地。接下来的3个月里，从该地点和其他地方，他们捕获和网罗了上千只动物。多数都是小哺乳动物和鸟类，加上一小部分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所有的陷阱都设在森林内部或城市外沿热带草原中。在基奎特境内，该团队在一个耶稣圣心布道所中网到了蝙蝠。他们杀死了每个被捉到的动物，抽了血，解剖了脾脏（有时也解剖其他器官，如肝脏或肾脏），进行冷藏。他们也从一些狗、牛和宠物猴身上抽血。整个成果包括3 066份血样和2 730个脾脏，都被送往疾病防治中心进行分析。用辐射将所有病毒杀死后，会对血样进行埃博拉病毒抗体检测，应用当时可使用的最好的分子方法。脾脏被送到生物安全4级（简称BSL-4）实验室，这是卡尔·约翰逊早期工作以来的一种新型设施（他也是先驱设计者之一），有多重密封、负压、精密过滤器和太空服，供实验室工作人员使用。太空服可以产生密闭空间，防止处理埃博拉过程中意外感染（理论上）。没人知道这些扎伊尔脾脏是否带有病毒，但必须要当作有病毒来对待，以防万一。实验室人员从脾脏材料上切下碎粒，加入到细胞培养物，试着培植出病毒群。
没有一个成功。细胞培养物快活如常，丝毫未受病毒坯的影响。抗体检测也没有积极成果。再一次，埃博拉病毒接触性传染，引起一场浩劫，然后消失，除了病人和死人身上，别处没留下任何痕迹。就像佐罗（Zorro）[5]、沼泽狐（Swamp Fox）、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6]：危险、隐秘、不见踪影。
基奎特大团队这三个月的努力并不应该算作彻底失败；一项设计良好的研究就算是结果不佳也能产生众多可能性。但却说明又一种尝试不可行。也许基奎特团队去得太晚了，木炭制造者生病后5个月才到。也许是湿季到干季的交替引起了宿主物种（不管是哪一种）大量迁徙、藏匿或减少。也许病毒本身减少到最小数量，残存稀少，结束时节里在宿主体内也无法检测到。基奎特团队说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最终报告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角度，除了不包含埃博拉病毒的长串儿动物名，就是对指引研究的三个关键假设的清晰陈述。
第一，他们猜想（基于早期研究）宿主物种是哺乳动物。第二，他们发现埃博拉病毒疾病在非洲的暴发总与森林有关。（甚至基奎特城市的传染也是由在外面森林里的制木炭者开始的。）因此，似乎可以假设宿主是生活在森林中的物种。第三，他们也发现埃博拉暴发是不定时的——有时一个疫情与下一个之间能隔上几年。这些间隔说明人类从宿主身上感染病毒是小概率事件。接触性传播的小概率进而暗示了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宿主本身就是稀有动物，要么就是宿主动物与人类接触很少。
除此之外，基奎特团队无法做出其他评论。他们1999年出版了论文（属于整个埃博拉系列报道，是《传染病杂志》的特别补充），权威地记载了这次实验没有结果的结论。23年之后，宿主依然未被发现。
12
“我们要知道它在哪里，”翠西·里德说，她提到了关于埃博拉病毒在空间上存在的两个谜团。第一个谜团是生态学的：它隐藏在什么活体生物当中？也就是关于病毒的宿主问题。第二个谜团是地理学的：埃博拉病毒在非洲地域上的分布是什么样的？第二个谜团只有等宿主被识别出来，追踪到它的分布后，才能解决。其间，唯一能反映埃博拉下落的，就是地图标记的人类传染分布点。
我们来看一眼这个地图。如前所述，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出现，引发了扬布库的重大疫情和西南苏丹的稍小一些的危机，但仍导致151人丧生。苏丹暴发中心在一个离扎伊尔边境很近的小镇上，在扬布库东北500英里处。病毒始于一个棉花厂的员工，厂房的椽子里栖息着蝙蝠，地上蹿着老鼠。它的死亡率比扎伊尔低，“只有”53%，后来的实验分析显示苏丹病毒与扎伊尔的病毒基因上有区别，被归为另外一种病毒。经过细致的术语分类，这种病毒后来被称为埃博拉–苏丹型。官方的学名为苏丹病毒，没有“埃博拉”这样的后缀，但是也暗示了这是一种危险，非常具有杀伤力的病毒。卡尔·约翰逊在扬布库发现的那种病毒一直被称为埃博拉病毒，属于埃博拉–扎伊尔型。这种说法可能让人感到很费解但是确实非常准确，及时地更新病毒的分类对理清事情的思路非常重要。后来，总共有5种确认的埃博拉病毒。
1977年，一个年轻的女孩儿在扎伊尔西北的坦达拉（Tandala）村教会医院死于出血热。她死后，被采了血样，未经冷冻送到疾病防治中心，查出了埃博拉病毒，没有用细胞培养物，只对活豚鼠进行了接种，然后发现病毒在它们器官内进行繁殖。（现代针对流行病毒进行的实地考察的早期，采用临时方法来弥补无法克服的困难，如恶劣实地条件下保持冷冻活病毒的困难。）卡尔·约翰逊再次成为实验室小组的一名成员；似乎是他在一年前东边200英里第一次暴发时所做工作的合理延续。但死于坦达拉的9岁小姑娘是个孤立病例。她家人和朋友未被感染。关于她如何感染，连个假设都没有。后来约翰逊与人合著的另一篇报告中，只是暗示性地描述了女孩的生活环境：“与自然接触密切，村庄位于浓密雨林的空地上或大草原河流沿岸。”她接触了死亡大猩猩，在落满灰尘的小屋里呼吸了啮齿类动物的尿臊气，还是嘴唇触碰了有问题的森林花朵？
两年后，苏丹病毒也再次出现，感染了同一棉花厂的一个工人，那个棉花厂正是这种病毒最初出现的地方。工人被安排住院，在那里感染了另外一个病人，当病毒在医院停止交叉传播时，已有22人死亡。死亡率虽然低于埃博拉病毒，但也很高（65%）。苏丹病毒的致命性似乎没那么强。
又过了十来年，线形病毒再次现形，但以一个新的类型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弗吉尼亚的雷斯顿（Reston，Virginia）。
如果你读过《高危地带》（The Hot Zone，又译《埃博拉浩劫》），就知道这个事情。该书是理查德·普林斯顿（Richard Preston）的畅销书，内容是关于1989年类似埃博拉的病毒在被人抓到的亚洲猴子中发作，地点在雷斯顿郊区的动物检疫实验室，隔着波多马克河（Potomac），在华盛顿特区的正对面。线形病毒专家就普林斯顿的书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毫无疑问，它比任何杂志文章或报纸故事更让埃博拉臭名昭著，更让公众对其产生恐惧。一位专家告诉我这本书还带来了一阵为病毒学家“捐款的热潮”，这些病毒学家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研究这些病毒所带来的风险。如果这种病毒在弗吉尼亚办公园区里的一座普通建筑里，可以屠杀关在笼子里的灵长动物，那难道不能去其他任何地方，害死其他任何人吗？
讨论中的实验室被称为雷斯顿灵长动物检疫区（Reston Primate Quarantine Unit），属黑泽尔顿研究产品公司（Hazelton Research Products）所有，该公司是康宁公司旗下一个分支机构。那些不幸的猴子是长尾猕猴（long-tailed macaque），也称食蟹猴（Macaca fascicularis），是医学研究中常用的动物。它们是从菲律宾空运过来的。很显然，它们来时携带着埃博拉病毒，这种致命的偷渡者，就像天花病毒通过帆船船员传播而来一样。有两只猕猴一到达目的地便死了，经过如此紧张的长途颠簸，死亡也很正常。但接下来的几周里，就在那楼里，死了更多，那可就不正常了。最终，紧张情势触发警报，感染源被确认为埃博拉病毒——具体哪种埃博拉病毒，还未有确定的信息。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派来一支队伍，像穿着防护服的SWAT队伍，杀掉了所有剩下的猕猴。接着，他们封锁雷斯顿灵长动物检疫区，用甲醛气进行消毒。读普林斯顿的书，可以看到瘆人的细节。专家们很焦虑，因为这个埃博拉病毒亚种似乎能以空气播散飞沫的形式从猴子到猴子进行传播；所以，该楼里的一点泄漏就可能让病毒飘荡进华盛顿的交通大流中。它对人类和对猕猴一样致命吗？这样，后来检疫区几名员工的抗体检测呈阳性，但让人能够松一口气的是那些人没有表现出症状。实验证明病毒与埃博拉病毒相似，但是，像苏丹菌株一样，却区别不小，足可以分为另一个种类。于是就有了雷斯顿病毒。
这个命名有点误导，因为雷斯顿病毒似乎更像是源自菲律宾，而非弗吉尼亚郊区。后续调查是在吕宋岛（the island of Luzon）上离马尼拉（Manila）不远的猴子出口行展开的，在那里发现大量暴死的动物，多数都感染了雷斯顿病毒，外加12人带有该病毒抗体。但那12个受感染的人都没有发病。于是，好消息是，源自1989年美国恐慌和吕宋回顾调查的雷斯顿病毒，似乎不会引起人类发病，只传染猴子。坏消息是，没人知道原因。
除雷斯顿病毒在地域上异常外，野外的埃博拉病毒还主要是一种非洲现象。但其下一次出现是在1992年11月，在非洲地图上的埃博拉病毒暴发地点中又添了一个新点。西非科特迪瓦（象牙海岸）的一个森林避难所中的黑猩猩开始死去。避难所，塔伊国家公园（Ta? National Park），位于科特迪瓦与利比里亚边界沿线，覆盖非洲该地区最后残存的原始雨林之一。其中有丰富的物种，包括几千只黑猩猩。
那些黑猩猩的一个群体已经被瑞士生物学家克里斯多弗·布伊希（Christophe Boesch）跟踪和研究了13年。1992年疫情期间，布伊希和同事们发现黑猩猩数量上的锐减——有些死了，有些失踪，但那些科学家们并没有探索原因。1994年后期，很短时间里，又出现了8具尸体，而且其他动物消失。其中两具腐烂不太严重的尸体被解剖，由在塔伊的研究者们进行检验。其中有些被证明充满了类似埃博拉病毒的病毒，但当时还没那么明显。验尸过程中，一位34岁的瑞士女兽医，当时还是一名研究生，戴手套，没穿防护服，没戴面具，结果被感染了。怎么感染的？没有重大的明显接触，解剖刀没有误切，也没有针刺事故。也许她的皮肤轻微划伤破损，沾了黑猩猩血？或脸上被溅到了液滴？8天后，这名女士开始发抖。
她吃了疟疾药。没用。然后她被移送到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Abidjan）的一个诊所里，在那里还是被按疟疾治疗的。她继续高烧不退。第五天，开始呕吐和腹泻，还有全身皮疹。第七天时，她被抬上一架救护飞机，送往瑞士。现在她戴着面具，到场的医生和护士也都有防护。但没人知道她得病的原因。登革热、汉坦病毒和伤寒都考虑了，疟疾还未被排除。（埃博拉不在首先考虑范围之内，因为科特迪瓦还没见过这种病毒。）她在瑞士医院中，住在一个负压双门隔离间内，进行了一大串恶性疾病检查，包括拉沙热、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基孔肯雅病、黄热病、马尔堡病，现在，对，还有埃博拉病毒疾病。最后的可能性检测是由三种特别的化验物进行的：埃博拉病毒、苏丹病毒、雷斯顿病毒的检测物。没有阳性结果。那些检测物的抗体没有识别出她血液里的病毒，不知是什么。
实验室侦察还在继续，设计一个覆盖面更广的检测物——针对整个埃博拉种群的综合性检测。把该检测物加入她的血清中，就呈阳性了，这证明起码有一种埃博拉病毒抗体存在。因此，该瑞士女性是被定性为泰国森林病毒的第一例受害者。她所检验的那只黑猩猩成了第二例受害者，于尸体组织送检后被确诊。
和黑猩猩不同，她幸存下来了。一周后，她出院了。瘦了13磅，头发后来掉光了，但其他方面都还可以。除了成为首例泰国森林病患者，这名瑞士女兽医还有另一个特征：她是非洲大陆以外地区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第一人。当然没有理由假定她也是最后一人。
13
通过接触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情况贯穿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分散而不定时，给实地考察研究制造了不小的困难，但又频繁到让一些科学家不断关注和让一些公共卫生官员担忧。1995年科特迪瓦事件后，就是在基奎特又发现了埃博拉病毒，这点你已有所了解。之后6个月，你也能回想起来，马依布2村又开始一轮新暴发。关于马依布2村我没提到的是，虽然村庄在加蓬，但病毒种类属于最早于扎伊尔发现的埃博拉病毒，似乎它也是所有埃博拉病毒中分布最广泛的，是四种之中最为致命的。博韦附近的伐木场里的也是埃博拉病毒。
也是在同一年，也就是1996年，雷斯顿病毒再次通过另一批菲律宾猕猴被运送到了美国。这批与第一次在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市得病的猴子出自同一家位于马尼拉附近的出口行，但这批是送到了得州艾利丝（Alice）的一家商业检疫机构，邻近科珀斯克里斯蒂市（Corpus Christi）。一只动物死亡，检测雷斯顿病毒抗体呈阳性，关在同一屋里的其他49只都被进行了安乐死处理，以防万一。（多数在死后病毒抗体检测结果为阴性。）协助卸载和处理猴子的10名员工也都被隔离了，他们检测结果也为阴性，但当然都没有被进行安乐死处理。
乌干达成为该病毒的下一个非洲轨迹点，2000年8月古鲁（Gulu）北部小镇周边开始了苏丹病毒的暴发。你会觉得乌干达北部与当时的苏丹南部接壤，所以苏丹病毒能够穿越或感染两个国家的人也是不足为奇的。怎么穿越？怎么横跨？通过个体的活动，还是未知宿主物种的集体分布。这是个非常有针对性的例子，说明解决宿主谜团的重要性：如果知道哪种动物身上有哪种病毒，而且知道那种动物生活在哪里——或者反过来说，这种动物不在哪里生活，就能了解病毒下次会蔓延到哪里，或不太可能在哪里出现。这些有助于提高警觉，提前防范。如果宿主是生活在西南苏丹森林里的啮齿类动物，而不是生活在尼日尔沙漠里，那尼日尔牧羊人就可以放心了。他们还有别的事情担忧。
不幸的是，在乌干达，2000年的接触性传染使得苏丹病毒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医院传到另一个医院，从国家的北边传到西南边，导致共224人丧生。
这个死亡率还是“只有”53%，和1976年第一次在苏丹暴发一样。这准确的巧合似乎反映了苏丹病毒和埃博拉病毒之间的毒性有着明显的不同。而这不同，可能反映了埃博拉针对人类进化为第二批宿主所做出的调整（尽管随机事件也可能算得上一种解释）。在一次暴发中，死亡率的大小有许多因素，包括饮食、经济条件、公共卫生和暴发地能得到的医疗护理。病毒本来的凶残性很难与这些环境因素分离的。但是能推断的是埃博拉病毒似乎是听说过的四种埃博拉中最恶毒的，至少从其对人类的影响方面来看是这样的。泰国森林病毒根本就不能和埃博拉病毒相提并论，更何况也缺乏足够的证据。只感染了一例人类（如果算上后来没有确诊的一例也可以说是两例），而且只导致了一人死亡。泰国森林病毒可能不易传播，致死率或许不及埃博拉病毒，但是只通过一个病例，并不能够证明患病人数增加可能出现的结果，这就像是不能通过一片面包证明整个面包的情况。而且，泰国森林病毒可能容易传播，且致死率低——只能感染人但是并不会引起明显的症状。没有人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而仔细检查科特迪瓦的民众。
进化在使泰国森林病毒（或任何病毒）对人类毒性变小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复杂的，并非是从死亡率的简单对比中就能轻易推断出来的。单纯的致命性可能与病毒再生的成功率和长期存活是无关的，而这正是定义进化的方法。记着，人体不是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栖息处。宿主才是。
和其他动物传染病相似，埃博拉病毒可能已经适应了平静地生活在宿主（或者很多宿主）体内，稳定而非大量地繁殖，对该物种产生很小的或不产生伤害。病毒被散播到人体内，遇到了一个新环境，全新的条件，经常引发致命性破坏。人可以通过直接的体液接触或者和病毒的其他来源接触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但是埃博拉病毒的传染，至少到目前来看从来没有出现过相继出现多个病例相隔较远、间隔时间很长的情况。一些科学家用“终端宿主”和“贮存宿主”这个概念相区别，用以描述人类在埃博拉病毒的生活和冒险中的角色，与寄生宿主相区别。这终端宿主意味着：当暴发得到遏制和终结，病毒就进入死胡同终端了，不会留下后代。当然，散播出去的并不是病毒的全部，只是病毒血统，孤注一掷——但消失了，失败。这是进化上的失败。它没有强硬到变成人类地方性疾病。没有引发大范围疫情。根据已有经验，埃博拉病毒就符合这个模式。细心谨慎的医疗程序（如屏障护理，使用隔离病房、医用手套、隔离服、面具和一次性针头和注射器）可以阻止病毒蔓延。有时候，更简单的方法也能在当地遏止接触性散播。过去很可能经常发生，只是我们不知道。建议：如果你的丈夫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给他食物、水、爱，或许加上祈祷，但要保持距离，耐心等待，希望一切都好——如果他离去，不要用手清理他的遗体。最好退出来，给他飞吻，然后烧掉小屋。
终端宿主的理论是传统观点，可以应用到常规事件过程中，但是还要考虑到另一个角度。人畜共患病，从定义上讲，关乎的不只是常规事件，其后果的影响也会非同寻常。每次传播就像彩票，由病原体购买，买入方却是一种新的、更为宏大的存在。要超越终端，机会还是渺茫的。去没去过的地方，扮演没演过的角色。有时赌徒也能大捞一笔，想想HIV。
14
2007年底，出现了第五种埃博拉病毒，但这一次发生在乌干达西部。
2007年11月5日，乌干达卫生部收到一份报告，本迪布焦（Bundibugyo）发现20例离奇死亡者。本迪布焦是乌干达与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是新名字，1997年以前是扎伊尔）山区边境上的一个偏远地区。一种未知病毒急性感染，要了20人的性命，情况非常突然，其他人也有危险。是像引起斑疹伤寒的立克次体属细菌吗？也有可能是埃博拉病毒，但起初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病人中很少有出血的。迅速收集血样，飞送到亚特兰大的疾病防治中心，在那里进行检测，检测物既有能检测所有埃博拉病毒种类的综合性检测物，也有能分别针对四个已知的埃博拉病毒种类进行的检测物。虽然四个单独种类检测是阴性的，但综合检测中却呈现了一些阳性结果。因此，在11月28日，疾病防治中心通知了乌干达官员：是埃博拉病毒，没错，但不是以前见过的亚种。
在进一步的实验中，确认了新型埃博拉病毒与前四种在基因上至少有32%的区别。这种病毒被命名为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很快，疾病防治中心实地考察队到达乌干达来帮助应对暴发的疫情。通常情况下，他们在和国内卫生权威人士一起完成三个主要任务：照顾病人、努力防止进一步传染和调查疾病性质。最终的统计是116人感染，其中39人死亡。
也和往常一样，科学团队后来发表一篇学术文章，宣布发现新的埃博拉病毒。文章的第一作者是乔纳森·S·汤纳（Jonathan S. Towner），一位疾病防治中心的分子病原体学家，有寻找宿主的实地经验。除了指导实验室工作，他还去了乌干达，与反应团队一起做了些工作。在汤纳的论文中，除了复杂的分子方法论技术性描述和本迪布焦情况的详细发现之外，还有个非常有趣的表述，关于五种埃博拉病毒：“每一种病毒的基因组之间都至少有30%~40%的不同，这种不同的程度大到可能反映出它们所在生态区位的差别和进化历史的不同。”汤纳和合著者似乎建议不同种埃博拉病毒之间的关键差别——包括致命性的差别，可能与宿主体内的生存环境及方式和曾经的生存环境及方式有关。
本迪布焦事件给许多乌干达人留下了心病，而且他们的心病也是有道理的：乌干达现在遗憾地成为这个地球上唯一一个承受过两种不同埃博拉病毒侵袭的国家（2000年古鲁发现的苏丹埃博拉病毒和2007年发现的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也是唯一一个在同一年暴发了埃博拉病毒疾病和由另外一种线形病毒引起的马尔堡病毒传染病的国家。[令人毛骨悚然的马尔堡接触性传染，于2007年6月发生在一个叫基塔卡（Kitaka）的金矿当中，这部分故事到时我也会讲到。]一个国家的运气这样差，也难怪在2007年后期，乌干达民众间流传着谣言、故事和焦虑，也使得对真正埃博拉病毒的追踪更为艰难。
一位孕妇，表现出出血热的症状，产下孩子后离世了。留给祖母照顾的孩子很快也离开了人世。很悲伤，但却不罕见；在农村恶劣的条件下，婴儿经常死亡。更引人关注的是孩子的祖母也死了。据报告说，一只猿猴（黑猩猩或大猩猩？）咬了一只家养羊，感染了它；羊被及时屠宰，一个13岁的小男孩剥它的皮，然后小男孩全家生病。不对，是吃了一只死猴子。不对，是吃了蝙蝠。多数的传言都不够确凿，但它们的流传和主题反映了人们对人畜共患病的广泛和直觉性理解：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关系，无论野生还是家养的，一定或多或少是疾病祸水的根源。在12月初，后来又在2008年1月，都有关于国家边远区域出现疑似动物（猴子和猪）死亡的报告。其中一个报告也有狗被垂死的猴子咬了之后就死去的情况。狂犬病？埃博拉？卫生部派人去收集标本并进行调查。
一个月后我去坎帕拉（Kampala，乌干达首都）拜访卫生服务理事山姆·奥克威尔（Sam Okware）博士时，他说：“然后又出现了新一轮疫情——恐惧。”奥克威尔博士同时也担任国家埃博拉病毒特别小组主席。“这是最难控制的，”他说，“这个新疫情是恐慌。”
他解释道，这些都是偏远的地区。村庄、群落、小镇，森林环绕。人们主要靠野生动物为生。本迪布焦的疫情暴发时，人们都不愿和该地区的居民接触；经济停滞；外界不接受他们的钱币，怕携带病菌；主要城镇的人口流失；银行关门。当病人恢复（如果幸运到能恢复的话），从医院回到家中，“他们又被回避，房子也被烧了”。奥克威尔博士是位瘦瘦的中年男子，留着修剪整齐的胡子，讲到乌干达受重创那年时，他长长的双手在空中挥舞示意。本迪布焦事件，据他所说，比起受到的关注而言，其实更为“隐伏”，在卫生官员们费力地理解问题时，它还在不断加剧。还有五个问题没有找到答案，他开始一一列出：（1）为什么每家只有一半的人数受感染？（2）相比其他种类的埃博拉病毒，为什么这次受感染的医护人员如此少？（3）为什么这个病毒在本迪布焦地区分布如此不均，有些村庄有，而有些没有？（4）这些感染是通过性接触传播的吗？说完这四个，他顿了顿，一时想不起第五个未解决的问题了。
“宿主？”我启发道。是，对的，他说：“宿主是什么？”
2007年，乌干达的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完成了我们现今所知的埃博拉病毒分类和分布情况的全部轮廓。四种埃博拉病毒分布在中非的不同地区，在宿主体内出现，感染到人类身上，引发疾病（以及无数大猩猩和黑猩猩的死亡），主要发生在六个国家：苏丹、加蓬、乌干达、科特迪瓦、刚果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第五种埃博拉病毒似乎是菲律宾地方性的，多次通过感染的猕猴传播到美国。但它是如何到达菲律宾的呢？埃博拉病毒起源于赤道非洲吗？它能一下猛然跃到菲律宾，而在中间地带留下什么痕迹吗？按蝙蝠飞行来算，西南苏丹到马尼拉几乎有7 000英里。但没有哪只蝙蝠可以不歇息，一下子飞那么远的。是不是真正的埃博拉病毒比我们推断的分布更广？科学家们是不是应该从印度、泰国和越南寻找呢？或者，是不是雷斯顿病毒到达菲律宾的方式与泰国森林病毒到达瑞士和约翰内斯堡一样，乘飞机去的？
如果从生物地理学（研究各种生物生活在地球上哪个地区的学科）和种系发生学（进化族系的研究）角度来看，有个特征很明显：当前对埃博拉病毒的科学了解，在黑暗的背景上，投射了多束针孔状的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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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席卷过村庄时，人们（幸存的、丧亲的、受到惊吓但幸免于感染的）对这个现象有自己的理解，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恶魔巫术作祟。可以粗略涵盖不同民族和语系群体中的信念和实践，也经常用来解释成人猝死的原因的一个词是：巫术（sorcery）。
举一个例子，加蓬东北部伊温多河上游的梅可卡（Mékouka）村，是1994年暴发开始时的金矿营之一。三年后，一位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巴里·休利特（Barry Hewlett），去村里向村民们了解他们对疫情的看法和反应。许多当地人用他们巴可拉（Bakola）语的一个词回答他，说埃博拉是“ezanga”，意思是一种吸血术或恶巫术。他希望详细描述下，于是一位村民解释“ezanga”是“指跟坏人很像的魔鬼，引发人类疾病”，是积累物质而不分享的报应。（这似乎不怎么适用于那个伊温多河上游的猎人，他在1994年死亡之前与人分享了大猩猩肉。）ezanga甚至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召唤来对准某个受害者，如扮演巫婆。人们若妒忌某个聚敛了巨大财富或权力的邻居或熟人，可以派ezanga去侵蚀那个人的内脏，把他折磨至死。他们告诉休利特，这就是为什么掘金矿工和伐木场员工是埃博拉高危人群的原因。他们受人妒忌和厌恨，因为他们没有分享自己的财富。
疫情结束几个月后，巴里·休利特对梅可卡做了回顾性调查。他仍然对这个课题很热衷，很关心这个被更多临床研究和应对方法所忽略的重要方面，于是在2000年年底乌干达古鲁疫情还在继续时就赶到了现场。他发现那里主要的族群，阿乔利（Acholi）人，也有意将埃博拉病毒引起的疾病划归为超自然力量。他们相信一种叫“gemo”的邪恶灵魂，有时会像一阵风般扫过，引发一波波离奇的疾病和死亡。埃博拉不是他们遇到的最早的gemo。休利特了解到，阿乔利人之前已经感染过麻疹和天花了，也是用这样的理由来解释的。多数人似乎认为这样的恶魔探访本来就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但几位长者告诉休利特，对自然诸神不敬会引来gemo。
一旦认定了是gemo，不是社区里突发的小病情，按阿乔利人的文化传统，要下令进行一项特别行动计划，其中有些对控制传染性疾病非常得当，无论你是相信恶魔还是病毒。这些行动包括将每个病人隔离于自己住所之外的房间里；依靠感染幸存者（如果有的话）来照顾病人；限制将受感染病人从一个村庄向其他村庄转移；戒绝性关系；禁止食用腐烂或熏制的肉类；暂停普通的埋葬仪式，因为其中有一项是开棺，然后每位悼念者列队对死者进行最后的“爱的抚摸”。跳舞也被禁止。这样的传统阿乔利限制行为（加上乌干达卫生部干预和疾病防治中心、无国界医生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可能帮助古鲁疫情在进一步恶化之前受到抑制。
“我们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学到好多，”巴里·休利特有一天在加蓬告诉我，“学习他们长时间以来是如何应对各种传染病的。”他说，现代社会已经丢失了那种古老但历经痛苦后获得的文化知识的积淀。而我们依靠的是疾病研究的科学家们。分子生物学和传染病学是很有用，但其他传统知识也是很有用的。“让我们听听这里的人们说什么，查明发生了什么。他们已经有长期与传染病斗争的经验了。”
休利特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他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专职教授，有20年的中非实地考察经验。在利伯维尔的一个国际埃博拉病毒会议上遇见他之前，我们都分别去过受该病毒困扰的另一个村庄——刚果共和国的牧博莫（Mbomo），位于奥扎拉国家公园的西边。牧博莫离蒙比利河和莫巴·贝不远，就是那些我看到比利·卡雷什试图麻醉大猩猩的地方。牧博莫的暴发开始于2002年12月，很可能就是处理受感染大猩猩或羚羊的猎人携带的，传播到了至少另外两个村庄。我和休利特在牧博莫的体验的一个重大区别是，他是在暴发时来到村庄的。他开始询问打听时，油脂还在锅里冒烟呢。
休利特了解到，之前有一个病人被从村庄诊所里拉了出来，因为他家人不相信医生的埃博拉病毒的诊断，更愿意指望传统治疗方法。在没有医护人员照顾，传统方法也未能见效后，该病人死去，于是事态才严峻起来。传统治疗师宣布这个人是受巫术毒害，作恶者是他的哥哥，一个在附近村子工作的成功人士。哥哥过去是个老师，后来“升任”为学校巡视员，却没有和家人分享他的这份幸运。所以，像加蓬东北部的巴可拉人当中流传的巫术一样，巫术指责的背后又是妒忌和仇恨。然后，另一个弟弟死亡，接着是侄子，就在那时，家庭成员烧掉了哥哥在牧博莫的房子，并组成一队要杀掉哥哥。警察出面阻止了这一行为。虽然哥哥现在被视为邪恶的巫师，但却逃脱了报复。随着更多受害者死于这种未知的恐惧，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没有合理的解释，村民关系大大恶化，以至于任何看起来不同寻常或出众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
牧博莫村里和周边危险的另一个因素，是一个神秘的帮会，即为人所熟知的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ism）（哪怕你只听说过）。这是个有几世纪历史的国际性组织，大多致力于机密研究，但在刚果的这个地区，它名声并不好，与巫术有关联。附近村子的四个老师是该组织成员，或被认为是成员，而且这些老师曾经在疾病暴发之前向孩子们讲起过埃博拉病毒。这引起了一些传统的医疗师的怀疑，这些老师掌握了疾病暴发的超常知识——超自然的知识。一定得有所行动，对吗？有一天，当时巴里·休利特和妻子还未到牧博莫，四位老师在田间工作时被人用大砍刀杀害了。
之后很快疾病扩散感染了更多村民，巫术似乎不再是当地居民能够接受的合理解释。另一个可能性是opepe，一种传染病，和巴里·休特利听过的阿乔利人的gemo相对应的牧博莫词语 [可塔（Kota）语，当地语言之一]。“这个病要害死所有人，”一位当地人告诉休利特，因此不能是巫术，巫术只瞄准单独的个体或家庭。2003年6月初时，牧博莫及周边区域已有143例患者，其中128例死亡。这一病毒死亡率高达90%，在埃博拉病毒中也列在高位。
由于对当地的信仰有着浓厚的兴趣，且倾听非常耐心，休利特夫妇听到了传染病问卷调查的选择题范围之外的东西。另一位被调查者——一个牧博莫妇女，声称：“巫术不是无缘无故杀人的，不会杀掉所有人，也不会杀大猩猩或其他动物。”嗯，对，又是大猩猩。牧博莫事件的另一个角度就是——每个人都知道森林里到处都有死猩猩。在罗西保护区有猩猩死亡，比利·卡雷什目前知道的是，莫巴·贝也有猩猩死亡。在牧博莫周围也看到猩猩尸体。而且，按那位妇女所述，巫术是不会施于大猩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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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只银背大猩猩（silverback gorilla）死于埃博拉时，它未受到科学家和医学界的关注。森林里没人观察到它痛苦死去的过程，可能只有其他大猩猩在身边。没人量它的体温或查看它的咽喉。当一只母大猩猩死于埃博拉时，没有人测量它的呼吸或检查是否有皮疹。成千上万只大猩猩可能已经被病毒害死，但没有人在现场见过这样的死亡——甚至没有比利·卡雷什，也没有阿兰·奥德扎伊。找到了少数尸体，一些埃博拉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在埃博拉暴发的地区，零星的见证人看见和报告了大量的尸体，但因为森林是荒野之地，多数尸体将永远不会被科学研究者们检查或取样。其他关于埃博拉对大猩猩的影响都是推断出来的：许多大猩猩消失，一些地区，如罗西、奥扎拉和明克比，其大部分数量的大猩猩都不见了。但没有人知道埃博拉病毒是如何影响大猩猩的身体的。
对人类，情况有所不同。我前面提到的数量就是一个衡量这种不同的标准：基奎特暴发时245例死亡，古鲁224例，牧博莫128例，等等。自从1976年发现埃博拉病毒后，死于这种病毒的总人数为1 500人，比起广泛而无情的全球性疟疾和肺结核，或各类流感大潮，这个数字并不算太大，但也足够建立一组重要数据档案。并且，这1 500人中的许多人离去时有医生和护士在场。因此，作为专业的医疗工作者会了解一系列症状，埃博拉引发死亡时对人体的病理学影响是什么，可能并不和你的想象一致。
《高危地带》发表时，如果你和我一样，急切地阅读过这本书，或如果你已经间接地感受到它对公众看待埃博拉病毒的深远影响时，你可能会对它有个极为恐怖的概念。理查德·普林斯顿写作很生动，技术娴熟，他是位勤勉的学者，他的目的正是让一个真正恐怖的疾病看似近乎超自然地可怕。你可能会想起他对一家苏丹医院的描述，其中病毒“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床上，杀掉左右两边的患者”，引起痴呆和混乱，不只杀害，还要让他们死时大出血，将器官液化，直到“人们在床上溶解”。在床上溶解？普林斯顿特地描述埃博拉病毒“基本上将人体的每一部分都变成可消化的病毒粒子黏液”，啊呀！看到这儿，你可能都会发抖。当他告诉你，死后，埃博拉感染的尸体“骤然恶化”，内脏溶解成“一种休克性的溶化物”，你可能要先停顿下，再翻下一页。你可能都没注意到这是个比喻，意思是功能失调，而非真正的溶化。或者，就不是比喻。后面的故事中还提到了另外一种线形病毒。普林斯顿提到一个生活在非洲的法国移居者，他“在飞机上旅行时，基本上与马尔堡病毒一起溶掉了”。飞机乘务人员，快点来！你可能尤其记得这一幕，普林斯顿描述受难者在苏丹的小黑屋里：昏迷不动、“血流成河”。毕竟，那和“出血”似乎有很大区别；意味着人体像个装着蔬菜炖肉和酸液的纸袋子，血从中喷射出来，直到流干只剩下躯壳。如果这些还不够刺激，里边还有关于埃博拉引起患者眼球充血，导致失明和其他并发症的描述。“血滴就挂在眼皮上：可能会流血泪。血从眼睛里沿脸颊流下，不凝固。”医生检查报告的红死病，与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的著作完全吻合。
我虽然非常不愿意批评同事，但是我的义务是建议不必要描述得太直白——至少不要描述成埃博拉病毒的死亡典型。一些出版了或口述的专家鉴定，证明了埃博拉病毒并不如普林斯顿许多耸人听闻的描述那样恐怖。埃博拉在真正受难和死亡方面的可怕程度没有减少。比如，疾病防治中心的特别病原体分部的副主任，皮埃尔·罗林（Pierre Rollin），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埃博拉病毒专家之一。他搬去亚特兰大之前，在巴黎巴斯德研究院（Pasteur Institute）工作，过去15年里他一直是许多埃博拉和马尔堡疫情应对团队成员之一，处理过包括发生在基奎特和古鲁的疫情。在他办公室的一次采访中，我问他关于公众认为这个疾病异常血腥的看法，罗林和蔼地打断我，说：“这是胡说。”我提到普林斯顿书中的描述时，罗林讽刺道：“溶解，溅到墙上？”然后失望地耸耸肩。罗林补充道，普林斯顿先生只要能让他的作品显得像小说似的，就怎么高兴怎么写。“但如果说法是真实的，那就得说真话，但他没有。因为到处是血，处处恐慌，实在是有点儿过了。”一小部分病人的确是出血致死，罗林说，但是“他们没有喷射，也没有溶解。”事实上，对于埃博拉病毒疾病来讲，常用的术语“埃博拉出血热”本身就用词不当，因为一半儿以上的病人是一点血不出的。他们死于其他原因，如呼吸窘迫和内脏衰竭（但非内脏溶解）。
卡尔·约翰逊，一位应对埃博拉暴发的专家，他的权威性我前面也有所提及，是《高危地带》的一个关键角色。他做出了相似的反应，但更加尖锐，他一如既往坦诚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谈话是在我的办公室进行的，当时他又一次到蒙大拿（Montana）开始他定期的钓鱼之行。我们成了朋友，他还简单地传授了我一点如何思考动物传染病毒的方法。最终我有机会请他坐下来做个采访，当然肯定要提到《高危地带》这本书。卡尔严肃地说：“血泪是胡扯。没有人流过血泪。但这种现象正是普林斯顿要抓住的。”要公平对待这个他并不讨厌的年轻记者。他解释道，这事儿并非是普林斯顿凭空捏造的，而是从另外一个线人获得的，这人在1976年扎伊尔疫情暴发时就在场（但不在扬布库），且和他本人更熟一些。卡尔进一步提到，“死去的人并没有变为不成形的黏液”，如普林斯顿所述。约翰逊也和皮埃尔·罗林观点一致，认为在出血这点上的描写太过夸张了。他说，如果想见识真正出血的疾病，看看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当然，埃博拉恶性且致命，但并不完全是以书中描写的那种方式体现出的。
在现实世界中，科学文献中描述的埃博拉病毒疾病引起的主要症状如下：腹痛、高烧、头痛、咽喉痛、恶心和呕吐、食欲不振、关节痛（arthralgia）、肌肉痛（myalgia）、虚弱（asthenia）、呼吸急促（tachypnea）、结膜炎（conjunctival injection）和腹泻。结膜炎特征是红眼，但不流血泪。所有这些症状一般都会在许多或大多数致命性案例中出现。另外，还有些只出现在一小部分案例中的，包括胸部疼痛、吐血（hematemesis）、牙龈出血、血便、鼻出血、针刺部位出血、尿闭（anuria）、皮疹、打嗝和耳鸣。基奎特疫情中，59%的病人没有明显出血，即使出血也基本上和存活率的高低无关。另一方面，呼吸急促、尿潴留（urine retention）和打嗝，则不是好兆头，预示着死亡可能即将来临。在那些出血的病人当中，除非是自然流产的孕妇，失血也不太多。多数未能幸存的死者都是在昏迷和休克中离开人世的。就是说：埃博拉病毒一般会悄悄致命，而非重大一击或喷溅而亡。
这些数据都是在非常惨烈和危险的情况下收集的，而且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救命，而非科学研究，所以专家们甚至也不能确定病毒致死的典型方式。“我们不了解致死的原理，”皮埃尔·罗林告诉我。他可以指出是肝功能损坏、肾衰竭、呼吸困难、腹泻，但最终似乎总是各种症状以无法阻挡的趋势一拥而到。卡尔·约翰逊也表达了相似的不确定性，但提到该病毒“确实追随免疫系统”，阻止干扰素（interferon）的产生。干扰素是免疫反应所必需的一组蛋白质，没有它，就“无法阻止病毒的持续繁殖”。
这个埃博拉病毒免疫抑制的观点后来也在文献中出现，伴随着它可能导致病人体内埃博拉病毒无限繁殖，和平时在内脏等处生存的天然细菌过度增长的猜测。据某信息来源，细菌的过度增长可能因此将血带到尿液和粪便中，甚至导致“肠道损伤”。也许普林斯顿在写液化的内脏和人体溶解于床上时，头脑中想到的就是这些吧。如果这样，那他混淆了埃博拉病毒和没有健康免疫系统限制的普通细菌之间的区别。但说到讲故事，我们都更喜欢生动的，而不是复杂的，不是吗？
埃博拉病理学还有一个角度，是一种叫作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的现象，医学界简称为DIC。它也被广泛称为消耗性凝血病（consumptive coagulopathy）（希望这更容易理解些），因为它是以错误的方式过多地消耗了血液的凝血能力。在我们蹲守观察大猩猩后，坐船沿蒙比利河而上时，比利·卡雷什跟我说过DIC。他解释道，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是一种病理性血淤积，其中正常的凝血因子（凝血蛋白和血小板）被集中起来，在患者体内的血管中形成小血块，而当其他地方需要止血时，凝血能力却只剩很小或没有了。结果，血液从毛细血管渗透到皮肤表层，形成擦伤般的紫色印迹（血肿）（hematoma）；血液可能从某个针眼中不断滴出，似乎永远愈合不了，或漏到胃肠道或尿液中。更糟糕的是，血管中的小血块的大量聚集会阻塞血液流到肾脏或肝脏中，引起器官功能衰竭，这在埃博拉病毒症状中常见。
这是卡雷什提醒我时，人们对埃博拉病毒病症中DIC作用的了解。更新的理解是，卡尔·约翰逊和其他人开始质疑该病毒一定程度上导致的免疫停止和后续的细菌过多繁殖，是否能更好地解释之前归在DIC头上给身体造成的损伤。“刚开始发现时，DIC，哒、哒、哒，成了出血热中所有表现的关键。”约翰逊告诉我，再次戏谑地讽刺世俗认知。现在，他说，他在文献中看到的DIC少多了。
从许多方面看，埃博拉病毒仍然是很高深莫测的病毒，埃博拉病毒疾病仍然是一种神秘的疾病，同时依旧恐惧且可治愈性小，不管有没有DIC，也不论有没有溶解的器官和血泪。“我意思是，很糟糕，”约翰逊强调，“真的，真的很糟。”他几乎是第一个见证埃博拉病毒的，当时的情况也非常诡异，1976在扎伊尔，那时该病毒都没有名字。但有一个情况一直没变过，他说：“说实话，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特别害怕它，包括全球医学界的，以至于都不想真正尝试或研究它。”他指的是研究它在活人或与病毒抗争的病人身上的影响。要做到这点，需要合适的医疗设施、BSL-4实验设备、资金投入和专家级的专业人士，及合适的条件。不能等下一次暴发时就直接在非洲村庄里一个教会诊所里做这个研究。需要把埃博拉病毒封闭起来，置于研究条件中，加以高度监视，而不只是冷冻病毒或血样。还需要研究在人体内肆虐的感染。
这很难安排。他补充道：“目前在美国还没有一例埃博拉病人。”但每件事的发生，总有个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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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英格兰有了第一例埃博拉病毒疾病的病人，俄罗斯1996年出现了第一例埃博拉病人（对此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与在科特迪瓦剖验大猩猩尸体的瑞士女士不同，这两位不幸者并不是在非洲实地感染，然后躺在救护飞机上回来的。他们的感染是实验室事故。二人都在做研究的过程中，自己不小心受伤了，伤口小却致命。
英格兰的事故发生在英国微生物研究机构，一家严谨的专业机构，位于守卫森严的政府基地波顿唐（Porton Down）内，与伦敦西南乡村绿浪中的巨石阵不远。就像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但这个实验室不是位于新墨西哥的山峦中，而是被英格兰田园所覆盖，那里的关键战略物资不是铀（uranium）和钚（plutonium），而是细菌和病毒。早些年，1916年始，波顿唐是化学武器的研发实验站，开发芥子气等化学武器；“二战”期间，机构内的科学家也从炭疽（anthrax）和肉毒杆菌毒素（botulin）里提取细菌研制生物武器。但最终，随着政治形势变化和政府的顾忌，波顿唐如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一样，将重心转移到了预防，即研究潜在生物和化学武器的对抗方法。工作中会应用到高防备设施和技术，来研究危险的新型病毒，因此，当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集结实地考察队去西南苏丹调查未知的疫情时，波顿唐是能够有资格提供援助的。从病情极重的苏丹病人身上取样的鲜血经过深度冷冻，到达波顿唐进行分析，就在大约同一时期，那个令人焦虑的秋天，扬布库的血样也运往了疾病防治中心。实地考察人员向实验室人员寻求解答一个问题：这东西是什么？当时还没有埃博拉这个名字。
波顿唐的一个实验室人员叫杰弗里·S·普拉特（Geoffrey S. Platt）。1976年11月5日，实验过程当中，普拉特把从一只感染了苏丹病人病毒的豚鼠身上提取来的肝匀浆加入到注射器中。也许他的意图是将这种浆注射到另一只实验动物体内。结果出了岔子，他扎到了自己的大拇指。
普拉特不能确定自己接触的究竟是什么病原体，但他知道事情不妙。他一定注意到了，这种未知病毒的死亡率高达50%。他立即脱掉医疗手套，将大拇指伸到次氯酸盐溶液（像漂白剂之类的东西，用于杀毒）中，想挤出一两滴血。但一滴血也没挤出来。他甚至都看不到针眼。如果这意味着没有针眼，那是好现象，但如果是个密封得很紧的小眼儿，那就是个坏兆头。根据后续发展，普拉特伤口的细小证明了即使是非常微量的埃博拉病毒，也足够引起感染，至少那一点量直达人的血脉中。并非所有病原体都这么强劲。有些需要更大空间。埃博拉病毒有力度，而非广度。与患者呼吸共同的空气，或只是身体接触，或（可能）只是皮肤接触到了患者的血液，（可能）都感染不了；可是一旦有一丁点儿病毒通过皮肤上的伤口进入体内（皮肤上总是不可避免会有些小伤口），那只能听天由命了。用科学家的术语：它并非传染性的，而是高度感染性的。针刺后6天，杰弗里·普拉特发病了。
开始，他只是感到恶心和无力，带有腹痛。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他的不适受到很大重视。他被收入到伦敦附近一家医院中的感染病专用病房，在该病房中，又被置于负压塑料隔离帐篷内。历史记录没提到，但是护理和治疗的护士和医生肯定都佩戴了面具。给他注射了干扰素，来帮助刺激他的免疫系统，还注射了从一位复原的埃博拉病人身上抽出的血清（从非洲空运而来），以供应些抗体外援。第4天，普拉特的体温飙升，伴有呕吐。这说明病毒生命力很旺盛。接下来三天里，是紧急危险的时期，他吐得更多了，加上腹泻和全身皮疹；尿液很少；喉咙的真菌增殖预示着免疫力丧失。所有一切都是不祥的征兆。同时，医护人员给他注射了更多血清。也许治疗发挥了作用。
第8天，普拉特呕吐和腹泻止住了。两天后，皮疹开始消失，真菌也得到了控制。他很幸运，可能有基因上的原因，可能也是由于有幸接受了最好的医疗护理。病毒从他的血液中、尿液中和排泄物中消失了（虽然在他的精子中逗留了一小段时间，但显然他答应医生不会让任何人受到威胁）。他从隔离区出来了。最后回到家中。他体重减少了，在漫长而缓慢的恢复期中，他的头发脱落了。但和那位瑞士妇女一样，他活了下来。
1996年的俄罗斯研究者，则没有如此幸运。俄罗斯的一篇新闻报道（但是西方的医学文献中没有提到）中提到她叫拿德妲·阿莱斯纳·马卡维卡亚（Nadezhda Alekseevna Makovetskaya）。她供职于国防部下属的一个病毒学机构，从马身上提取血清，用于实验室环境下找到治疗埃博拉病毒的方法。马匹不会感染埃博拉病毒，这点和马匹会感染亨德拉病毒不同，因此实验室中使用马匹来制造埃博拉病毒的抗体。要测验这种治疗方法的有效性需要感染其他的马匹。“很难描述与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马合作。”当时的俄罗斯生物战领导，国防部中将瓦伦汀·耶斯提格涅耶夫（Valentin Yevstigneyev）一副无情而小心的口吻如是说。无疑，他说的是对的。马匹即使不抽搐的时候也会有些神经紧张、活蹦乱跳，谁愿意拿着针去接近这些马呢？充斥着埃博拉病毒的马血会回流么，会像种马被注射亨德拉病毒时那样，在马棚中躁动吗？如果这样，谁会愿意拿着针去接近马呢？“正常情况下，这个家伙都很难对付，而我们还要用专用保护装置。”耶斯提格涅耶夫说。他说的“我们”可能是广义上的。他是个高官，军队领导，不太可能自己戴上橡胶手套亲自进行试验。“一次失误，一副破损的手套，都可能酿成大祸。”马卡维卡亚就是因为一次失误酿成了大祸。或者也许那马的敏感抽动多过于她的失误。“她的保护手套裂开了，但没有向上司报告，”耶斯提格涅耶夫将军毫无同情地描述着事情的经过，“因为紧接着新年假期就来了。”他是在暗示她不想在隔离区里过节吗？他没提到针刺伤、抓伤、或破手套下的裂口，但一定发生了这样的不幸。“结果，当她看医生时，已经太迟了。”马卡维卡亚的症状和死亡的细节一直未向外界公开。
另一位俄罗斯女性在2004年5月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这个病例的信息稍多一些。安东尼娅·普丽斯尼亚科娃（Antonina Presnyakova），46岁，是一家高安全性的病毒研究中心的技术员，该中心叫韦科特（Vector）（听起来像是从伊安·弗莱明创作中来的似的），位于西伯利亚西南部。普丽斯尼亚科娃的注射器中装有从一只感染了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的豚鼠身上抽到的血。针穿过两层橡胶手套，穿透了她的左手掌。她迅速进入隔离诊所，几天内就出现了症状，两周后离开人世。有消息透露，她在韦科特的上司并没有向实验室高层汇报，更别提向世界卫生组织或其他人提及此事了，因此未能及时将埃博拉实验性治疗剂从国外空运过来。
这三个例子反映了在实验室研究这种致命且具感染性的病毒本身就存在危险性。同时也提出了美国对这种本土最接近埃博拉–扎伊尔途径的担忧。这个也发生在2004年，就在安东尼娅·普丽斯尼亚科娃死亡的几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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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莉·L·沃菲尔德（Kelly L. Warfield）在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的郊区长大，距她家几英里的地方就是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专注于医学研究和生物防御的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就坐落其中。她是个在城镇里长大的女孩儿，聪明且好奇心强。她妈妈在德特里克堡门外开了家便利店。凯莉从中学起开始帮妈妈打理店铺，当时她第一次见到来店里光顾的疾病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并和他们交谈。只要是顶级货色，无糖可乐、牛奶、戒烟口香糖、泰诺等等，军队的病毒学家们都会买。和其他普通的年轻便利店员不一样，凯莉很早就对科学感兴趣。高中的暑假，她在政府一家标准和措施研究机构工作。大学第一年以及之后的每个夏天，她都在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德特里克堡分部做实验室助理。本科获得了分子生物学学士学位后，要考虑研究生的专业了，恰好这时她读到了刚刚出版的《高危地带》。
“我就是个读《高危地带》长大的孩子，”沃菲尔德很久之后告诉我。她无法给书中的科学准确性打包票，她补充道，但那本书对她的影响是巨大的。她受到了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南希·杰埃克斯（Nancy Jaax）的影响。南希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的陆军少校同时也是一名兽医病理学家，曾经是雷斯顿市猴子感染事件中的反应队的成员之一。沃菲尔德希望自己大学毕业后能够回到德特里克堡成为该所的科学家。如果可能的话，她希望研究埃博拉病毒。
她希望找到能学到病毒学的博士项目，此后在休斯敦的贝勒医学院（Baylor Medical College）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项目。贝勒有一整个系致力于病毒研究，有24名病毒学家，其中一些非常杰出，但是没有一个人研究像埃博拉一样的高危性病原体。沃菲尔德在一位导师的实验室里找到了个位置，开始着手研究一组胃肠道病毒——轮状病毒，一种可引起腹泻的病毒。她的专题项目是观察老鼠对轮状病毒感染的免疫反应。尽管该病影响不算很大，工作却非常复杂和重要（轮状病毒每年会导致全球大约50万儿童死亡）。她对用实验动物（尤其是老鼠）做人类对病毒感染免疫的模拟方面有经验，并且学过一点疫苗制作技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不是使用传统的做法，即实验室诱发演变而致活病毒衰减的传统方法，而是使用类病毒颗粒（virus-like particles，VLPs）研发疫苗且非常专业。类病毒颗粒本质上是病毒外壳，能够诱发产生抗体（免疫就绪），但没有功能性内核，因此不会繁殖或引发疾病。类病毒颗粒似乎对研制如埃博拉病毒抗体疫苗来说大有前景，因为对埃博拉进行活病毒疫苗实验太危险。
凯莉实现她的梦想花费了一些时间，但并不是太多，而且她一点时间也没浪费。完成博士学位后，26岁的沃菲尔德博士于2002年6月开始在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工作，就在几天前，她刚刚从休斯敦毕业。这个军队机构雇佣她的部分原因就是她的类病毒颗粒技能。她立即加入特殊免疫接种项目，要打一系列折磨人的疫苗，一个新人要进入BSL-3实验室要打很多针，更不用提BSL-4实验室了。（BSL-3实验设施主要供研究危险但可治愈的疾病，许多这样的疾病是由细菌引起的，如炭疽和鼠疫。BSL-4则主要用于埃博拉、马尔堡、立百病毒、马秋波和亨德拉这类没有疫苗也没有治疗办法的病原体的研究。）她一年内被接种了一整套针对在实验室可能或不可能遇到的恶性病毒的疫苗，有里夫特裂谷热（Rift Valley fever）、委内瑞拉马脑炎（Venezuelan equine encephalitis），当然也有天花，还有炭疽。
其中一些疫苗会让人特别难受。对沃菲尔德而言，炭疽疫苗的反应尤其不好。“呃，太惨了！那疫苗真要命。”她回忆说，当时我们在位于弗雷德里克外一个新郊区的她的新家进行了这次长谈。她的免疫系统经历了所有病毒一系列的挑战后，可能导致了她的风湿性关节炎，她家族的遗传病。风湿性关节炎是免疫功能障碍，用于控制它的药物有可能会抑制正常的免疫反应。“所以，我不能再接种其他疫苗。”但是，她可以进入BSL-3实验室了，很快也达到BSL-4的标准。她开始研究活体埃博拉病毒。
虽然也参与了上司实验室里的其他项目，但她主要精力放在了类病毒颗粒研究中，其中一个是测试一种实验室制造的抗体，有可能用于埃博拉病毒疾病的治疗。这些抗体是由一家与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合作的私营公司开发的，设计之初是用联结蛋白质而非病毒自身来打断病毒繁殖周期的。很聪明的想法。沃菲尔德又用老鼠作为实验动物；她现在已经有了几年处置和注射老鼠的经验了。为了这个实验，她给50到60只老鼠注射了埃博拉病毒，并在接下来的日子给它们进行了实验抗体治疗。它们能活吗？还是会死？老鼠被关在透明的塑料笼子中，就像是很深的金属锅，每一锅中10只。在BSL-4工作中，遵循系统化的程序和对实验过程持续关注对实验成功至关重要的，这点沃菲尔德非常清楚。她这个实验中的系统化程序包括给一只注射器注满抗体液，足够给10只老鼠注射的剂量，然后用同一注射器和同一针头给10只老鼠注射。交叉感染似乎不在考虑范围内，因为它们已经被注射了同一批次的埃博拉病毒。10只老鼠用一个注射器是为了节省时间，在BSL-4里的时间累积起来就是压力和更高的风险，因为那里环境非常压抑。
想想凯莉·沃菲尔德所处的环境吧。通常她在一个叫AA-5的BSL-4套间内工作，在研究所最安全一侧的煤渣块通道尽头，被关在三层高压密封的门和一扇树脂玻璃窗后。她要穿蓝色乙烯基防护服（她和同事们简称为“蓝服”，不是太空服，也不是危险物品防护服），有一个完全封闭的罩子，一张可视性极佳的护面罩，和一个通风接口。接口上要连一根黄色管子，从房顶上绕下来输送过滤后的空气。她还穿橡胶靴子，戴两副手套：医用手套外套一双更厚的工业手套，用绝缘胶带粘到衣服手腕外。即使有工业手套和医用手套两层保护，手部仍然是全身最易感染的部位；无法进行乙烯基保护，因为双手需要高灵活度。她的工作台是个不锈钢手推车，像医院手推车一样，易于清理，便于挪动。要不是喜欢这工作，没人愿意进这种地方。
2004年2月11日下午5点半，她独自在AA-5的环境中工作。因为早些时候有其他事情，那天埃博拉实验开始得较晚。一锅的老鼠在她车子上放着，旁边还有塑料烧杯和一个笔记夹板，没有太多别的东西或工具。那是当天最后一锅要注射的老鼠了。她填满注射器，小心地给9只老鼠进行了注射——抓住每只老鼠后颈上的皮肤，肚子朝上，熟练而快速地将针插到下腹处，不给每只命运被主宰且受埃博拉困扰的老鼠添任何不必要的痛苦。每次注射完，她都把老鼠放到烧杯中，将完成的和其他的区分开。她填好另一管注射器，准备给最后1只老鼠注射。或许她有些累了。意外发生了。就是这最后一只老鼠惹的祸，它突然踹掉针头，使针头偏向直接扎进了凯莉·沃菲尔德左手大拇指根部。
伤口，如果有的伤口话，似乎只是特别小的一点擦伤。“起初，我并不觉得针头穿过了手套，”她告诉我，“不疼，一点都不疼。”经过严格训练的她保持镇定，将老鼠放入锅中，放下注射器，然后挤手。能看到手套下有血渗出。“所以，我知道扎到自己了。”
九月一个温暖的午后，我们坐在餐桌旁，她给我讲述那个2月天的事情。她与部队做医生的丈夫和小儿子住的房子，明亮，有人气，令人愉悦；冰箱上贴着些孩子的作品，周围散落着一些玩具，后院很大，种满绿色植物，还有两只半贵宾犬种的狗，厨房墙上贴着指令：未着防护服，禁止入内。今天她穿了件红色外套，戴着珍珠耳环，没有穿蓝色乙烯基防护服。
她回忆起，当时脑子飞速转动，从瞬时的反应“天哪，我完了”到沉着思考自己做了什么。她没有给自己注射活体埃博拉病毒——或至少说注射的量并不多。注射器中没有埃博拉病毒；是抗体，应该对人没有害处的。但针头在扎到她之前进入过10只感染了埃博拉的老鼠体内。如果针尖粘上任何埃博拉粒子，携带至体内，那她可能会被感染。但她知道，一小点儿病毒也足够危险。她迅速摘下黄色管子，从第一扇压力门出了BSL-4套间，到达了一个装有化学沐浴的气塞空间。在那里，她冲了淋浴，用消毒液对蓝服外部进行了消毒。
然后，她推开第二扇门，到达一个叫作“灰侧”的小屋子。她尽快脱下靴子，脱下蓝服，摘下手套，只穿着医护服。她用挂在墙上的电话打给两个最亲近的朋友，其中一个是黛安·尼格里（Diane Negley），BSL-4实验室管理员。当时是晚饭或更晚些的时候，尼格里不在家，所以沃菲尔德给她的电话中留言，留言中满是恐怖而绝望的情绪，大意是：我出事儿了，扎到了自己，请速来帮忙。另一个朋友是同事丽莎·亨斯利（Lisa Hensley），她当时还没离开大楼，接到电话并说：“赶紧用力擦洗伤口。我马上过去。”沃菲尔德开始用碘伏（Betadine）擦手，用水和盐溶液冲洗，然后再擦。由于紧张，溅了满地的水。亨斯利很快赶到灰侧，见到了她，开始给其他人打电话发出警示，包括那些处理过事故的医务部，而同时沃菲尔德还在继续用伏碘擦洗。5到10分钟后，沃菲尔德感觉已经将伤口处理好了，于是脱下医护服，用肥皂洗了个澡，然后更衣。亨斯利也一样。但当她们准备离开灰侧时，压力门打不开了。电子锁对她们的通行证没反应了。沃菲尔德肾上腺素激增，加上惊慌，再也等不下去了，通过手动阀把门撞开，楼里其他警报响起。
这个消息在研究所里迅速地传播开来，此时一小群人已经聚集在了过道上。沃菲尔德在人们关注的目光和关切的询问中穿过人群，直奔医务部。到了那里，她被带进一个小房间里，一位值班的平民女性值班医生询问了事故的经过，给她做了“体检”。整个过程，医生都没有碰过她。“就像她害怕我已经染上了埃博拉一样。”沃菲尔德回顾说。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按天计算，不是按小时或分钟来计算的。病毒着床、大量繁殖到使人显出症状或感染，需要至少两天，更常见的是一周以上。但该平民医生似乎不了解这点，或者说压根就不关心。“她的反应就好像我已经是个麻风病患者似的。”医生离开医务室与他人商量如何处置，之后医务部主任将沃菲尔德带到他办公室，让她坐下，温和地告诉她，建议接下来做些什么。他们想要把她放进隔离室。
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隔离室是一个医学密封套间，用于看护那些感染了危险病毒的人员，同样地，保护其他人不受感染。套间有两个医院式的房间，在更多层密封门后，也有个化学沐浴室。我们交谈那天早些时候，沃菲尔德抽空带我参观了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她给我看了隔离室，带着一丝讥讽的骄傲，给我解释了它的特点。在外部，一扇很宽的正门上贴着：密闭间。闲人勿入。这是研究所迷宫般的过道里的第537号门。就从这扇门，新病人进入套间，如果顺利，病人最终也从这扇门出来。如果不顺利，那病人则以其他方式出来，不是走出来，或者不从537号门离开。所有的人流——医护人员、忠诚无畏的朋友们等，都必须从一扇小门进入更衣室，那里的架子上放着叠好的医护服，然后穿过一扇压力钢门，进入气塞沐浴间。沐浴间的另一侧是另一扇钢门。这两扇钢门不会同时开启。如果病人没有表现出感染的症状，获得批准的访客经过消毒、穿上罩衣、戴上面罩和手套就可以进入隔离室。如果病人感染了这种病毒，这里就成了敏感地带，医生和护士（现在就不允许访客进入）就必须穿上一身蓝色的罩衣才能进入。这种境况下，医护人员从隔离室出来时必须经过彻底沐浴消毒，将消毒罩衣放入口袋进行自动热压处理。
沃菲尔德引导着我。我们可以穿着便装穿过沐浴间，因为密闭间没人。当她关上我们身后的第一扇钢门时，触发加压，我听到“嗖”的一声，耳朵里也感受到了变化。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把它叫作隔离室。”
她在事故后第二天，即2004年2月12日大概中午时，进入套间，进来之前在部队律师的帮助下起草了遗嘱和逝前指示（说明去世后的医学处理方式）。她丈夫在得克萨斯州进行高级军事培训，她用电话向丈夫说明了情况。事实上，前一晚很长时间里，她都在与丈夫通电话，在他来自远方的支撑下，度过恐惧和担心的几个小时。某一时刻，她告诉他：“如果我病了，请你一定给我打大量的吗啡。我见过这个病什么样子，我知道很疼。”——她在实验室里见过猴子患病而死去，但没见过人得此病。第一个周末，她丈夫抽出时间从得州飞回来，戴着橡胶手套与她手拉手在密闭间里度过了情人节。他们没有隔着面具接吻。
我提过，埃博拉病毒疾病的潜伏期至少要两天；也可以是三周以后才发病。当然，每个个例都不同，但21天似乎是潜伏期的最长期限了。专家意见表明，如果接触过病毒的人在这么长时间内没有显示出疾病症状，那以后也不会再表现出症状了。因此，凯莉·沃菲尔德被关在隔离室里21天。她告诉我：“就像监狱一样。”然后她又补充道：“就像监狱，而且你在等待死亡。”
这里与监狱的另一个区别是，关押者要进行多次血液检查。她的朋友黛安·尼格里，一位认证的抽血医师，每天早上会找到血管，抽走沃菲尔德的一些血。她对埃博拉足够了解，知道其中的风险。同时，她会带来面包圈和拿铁。尼格里早上的看望是沃菲尔德全天最重要的事情。第一周左右，尼格里每天要抽50毫升血，相当大的量（相当于三大汤匙多），要足够进行多次检测，还可以有多余的一点用于冷冻储存。一个检测，用的是分子生物学家们都熟悉的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聚合酶链反应）技术，查找她血液中的埃博拉RNA片段（病毒的基因分子，相当于人类的DNA）。这个检测是很明显的警报，但有时会不准，错误地呈现出阳性结果，一般每份血样都会进行两次检测。另一个检测是筛选干扰素，它的存在可能是任何病毒性感染的信号。还有个检测是查看血凝，万一发生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可以提早预警。这是种毁灭性的凝血现象，血会在不该出血的地方渗出。沃菲尔德鼓励医护人员做所有必要的血检。她记得她还告诉他们：“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这个病例的一切。”——她指的是，一切关于埃博拉病毒疾病的信息。“储存每份血样。分析所有能分析的。如果我死了，请你们，请你们，一定要有所收获。我希望你们能了解到新信息。”她也告诉家人同样的话：如果有不测，请他们解剖我的尸体，让他们获取任何可用的信息。
沃菲尔德知道，如果她死了，她的尸体是不会从537号门被抬出隔离室的。在尸检后，会进入消毒容器——高压槽，在打开棺材时，她的挚爱亲人们将对她一眼也不忍心看。
她第一周的所有检测结果都正常，让人放心。只有一个例外：某一天的PCR检测结果呈阳性，说她血液里有埃博拉病毒。
那是个错判。那个结果着实让沃菲尔德吓了一跳，但很快进一步检测证明是误测。呀！不，对不起。别介意，没事。
当研究所领导意识到沃菲尔德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时又引起一阵混乱，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可能抑制她的免疫系统。“那成了一个重大争议。”她告诉我。一些研究所上层的大人物表示惊讶和生气，尽管她的医学记录里清清楚楚地记录着这个情况。“他们集结了所有专家开了电话会议。每个人都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免疫功能不全的人会在BSL-4实验室工作。”实际上没有证据显示她的免疫系统运转不正常。研究所所长从未亲自到隔离室探望过她，甚至也没有隔着玻璃看上她一眼，但给她发过邮件——宣布暂时不允许她进入BSL-4实验室，并保管起她的通行证。沃菲尔德说，那简直是“当面的一记耳光”，在原已痛苦和担忧的伤口上撒盐。
在两周多吸血鬼似的抽血和令人放心的检测结果后，沃菲尔德开始逐渐有信心她不会死于埃博拉病毒了。她很虚弱和疲惫，血管也是如此。所以，她要求每日抽血减少到最小量。一天晚上，当她脱衣服时，又是一阵不安，因为她发现胳膊上有红点，不知道是不是预示着埃博拉典型的红疹。她在实验室里感染的猴子身上见过类似的红点。那晚她一宿未眠，担心红疹，但结果没事儿。她吃安眠药辅助入睡。想运动时，还有健身车。有电视、网络和电话。又过了几周，那些可怕因素也慢慢被好消息和沉闷所淹没。
多亏了她妈妈、几个亲近的朋友（能常来看望她）、丈夫（不能常来看望）、爸爸（未在探望者之列，以防万一大家都被感染、隔离，甚至死了，他能照顾她儿子），以及缓解紧张的笑声，她得以保持清醒健康。她儿子叫克里斯汀（Christian），当时只有3岁，由于年龄限制，无法进入军方研究所。沃菲尔德认为他怎么说都太小，不能承受实情，就和丈夫简单地对克里斯汀解释说妈妈要离开三周做些“特别工作”。她可以通过视频连接，也就是隔离室的摄像机，和隔离室外面的丈夫、儿子及其他亲友视频及通话。嗨，是我，凯莉，在埃博拉小镇，还活着，你怎么样？黛安·尼格里，除了早上给她带面包圈和咖啡，每个周五晚上偷偷带啤酒进来。开始的时候，饮食是个问题，研究所里没有餐厅，后来军方意识到可以用资金为隔离室里的病人提供好点的外卖。之后，沃菲尔德每晚都能选择弗雷德里克最好的外卖了：中式、墨西哥式、比萨。而且还可以和探视者分享这些外卖，比如尼格里，坐在监控摄像头的盲区下，掀开面罩，偷吃一番。这些高碳水化合物的慰藉还给沃菲尔德和伙伴们灵感，他们发明了一个游戏叫：“埃博拉使你……”，然后补上空白。埃博拉使你变胖。埃博拉使你变傻。埃博拉使你因吃太多巧克力冰激凌而得糖尿病。埃博拉使你重视那一刻的每一点小欢乐和每一丝微笑。
2004年3月3日早上，537号门开了，凯莉·沃菲尔德从隔离室走了出来。她的妈妈和克里斯汀（经过特批）在过道尽头的等候室里。她带着儿子回家了。当天下午她回到了研究所，朋友和同事们为她开了一个庆祝派对，有美食，有表彰证书，还有气球。几个月后，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入暂停、一整套免疫系统检测、一个带羞辱性的再训练和监督制度，和坚持不懈地争取工作，她重新获得了BSL-4实验室的准入资格。她可以回去揪那几乎将她灭掉的恶兽的尾巴了。
你想过不回去研究埃博拉吗？我问。
“没。”她说。
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工作？
“我不知道，”她说，开始反思，“我是说，为什么是埃博拉？它几乎一年只导致几百人死亡。”也就是说，它还没成为全球大规模性的疾病，虽然有些人记起可怕的情景，但似乎它成不了大规模杀伤性疾病。但她可以用科学术语来说明其中的吸引力。比如，她对这么简单的微生物能引起如此高致命率的原因非常有兴趣。它只含一个微小的基因组，只够组建10个蛋白质，却形成了整个结构、功能和自我繁殖能力。（相对比，疱疹病毒的基因要比它复杂10倍。）尽管基因组小，埃博拉病毒毒性却很强。7天可以要一个人的命。“一个如此微小、如此简单的东西，怎么能如此危险呢？”沃菲尔德提出了问题，我等待答案。“这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
她的儿子克里斯汀，已是一个一年级学生，帅帅的，这时刚从学校回到家里。凯莉·沃菲尔德已经给了我将近一天的时间，现在我只问最后一个问题。虽然她是分子生物学家，不是生态学家，我还是提了那两个关于埃博拉在野外的未解之谜：宿主和传播原理。
她同意，是的，这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角度。“它跳出来，导致一群人死亡，在你还没到达或想明白时，它已经消失了。”
它消失到了刚果森林里去了，我说。
“消失了，”她同意，“是的。它来自哪里？去了哪里？”但这不是她的研究领域了。
19
想想BSL-4实验室，不一定是美国军方传染病研究所的AA-5，而是全球研究埃博拉病毒的几家之一。想想其接近程度、秩序性和可靠性。埃博拉病毒在这些老鼠体内繁殖，散布到它们的血液当中。埃博拉病毒在试管中，冷冻得实实的。埃博拉病毒在培养皿中，在人体细胞里形成斑块。埃博拉在注射器中；注意针头。现在想想东北加蓬的一个森林，就在伊温多河上游西侧。埃博拉无处不在，却处处不在。埃博拉病毒存在，却下落不明。埃博拉可能很近，但没人知道哪个昆虫、哺乳动物、鸟或植物是它的秘密寄居所。埃博拉病毒不在你的领地。而是你在它的领地里。
这是我和麦克·费伊在2000年7月徒步走明克比森林时的感觉。我坐直升机飞来后第6天，我们离开了孤山区，按费伊的指南针向西南跋涉，穿过一个大树丛，穿过带刺的葡萄藤交织成烦人的灌木丛，过小溪和小池子，跨过小溪流经的低脊地，走过布满多刺植被的泥沼地，掉下来的果子大得跟滚地球一样，蚂蚁横穿我们的道路，头顶成群的猴子，森林里大象繁多，猎豹出没，几乎没有人迹，还有约1万亿只呱呱叫的青蛙。可能埃博拉病毒的贮存宿主也在那里，但就算面对面也认不出来它。我们只能采取些适当预防措施。
走到第11天时，费伊的一个团队成员在森林地面上看到一只金腹白眉猴（crowned monkey），一只年轻的猴子，活着，但已濒死，鼻孔滴血。可能它是在高树上没抓紧才摔得这么重。或者……可能感染了什么，如埃博拉之类的，下来等死。在费伊的指示下，成员们没有触碰它。费伊成员中卖命工作的班图人和俾格米人总是想在晚餐时加点野味儿，但费伊禁止在保护区内狩猎，这次沿明克比徒步之行中，他甚至更严厉地命令厨子：禁止给我们吃任何地面上死的动物。当晚，我们又吃了褐色的“乱炖”，由普通的冻干肉和罐头酱料混合而成，与速食土豆泥一起上的。我强烈希望那只将死的猴子还被留在原地。
一晚，晚餐后，在营火旁，费伊帮我一起从索非亚诺·安托克那里套些信息出来，他是马依布2村幸存者中较为害羞的那位。我听过了整个故事，包括索非亚诺个人的损失，但是从东尼·M·波什那里听来的，不是索非亚诺自己，魁梧而羞怯的他从未提起过。现在他终于开口了。由于他的口吃，句子被突兀地分成小段小段的，有时感觉结巴到永远说不通了似的；但索非亚诺努力继续，在两次间断之中，能说得快些。
他去看过其中一个金矿营。在更上游的地方。然后在马依布2村停下，与家人待在一起。当晚，其中一个侄女说她不舒服。大家都觉得是疟疾，常见病。第二天早上，更糟了。然后，其他人也开始了。他们呕吐，腹泻。死亡开始。我失去了6个亲人，索非亚诺说。安尼说的数是对的，但死者的身份有点搞混了。一个叔叔、一个兄弟、一个寡妇弟妹或嫂子和她的三个女儿。穿白色套装的人来了，负起责任。其中一个是扎伊尔人，以前见过这种病，在基奎特。扎伊尔人告诉我们，那里死了20名医生。他们告诉我们这个病感染性非常强。如果一只苍蝇碰过一具尸体，然后落到你身上，那你就会死。但我把其中一个侄女抱在怀里。她手腕上插了管子，在输液。管子堵塞，倒流回去。她的手肿了，然后她的血一下子喷溅到我胸前，索非亚诺说。但我没有得病。医生告诉我要接受治疗。要被隔离21天。我想，见鬼去吧。我没有接受治疗。埋了家人后，我离开了马依布2村。我到了利伯维尔，与另外一个姐姐在一起，藏着，索非亚诺坦白道。他说，因为我害怕医生要找我麻烦。
这是最后一个在森林里的夜晚，之后到达前面4或5英里处的再补给集合点处，费伊提前计划好了穿越道路的方案。那条路朝东通向马科库。费伊的一些成员会在那里离开。他们筋疲力尽，也厌烦受够了这样的长途跋涉。其他人会继续跟着他，因为尽管也累得不行，但他们急需这个工作，或因为比挖金矿好些，或因为几种原因都有：参与到这么疯狂而富有挑战性的事业中，也有其纯粹的吸引力。在他们和费伊的终点大西洋之间，还有半年穿越森林和沼泽的艰苦徒步之旅。
索非亚诺会留下来。他经历过比这更惨的。
20
在本文写下之时，埃博拉宿主（或宿主们）的身份仍未知，虽然已经有些嫌疑的对象。几种不同的研究者们都探索过这个问题。最引人注目，最有优势，最坚持不懈的，就是由加蓬弗朗斯维尔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的埃里克·M·勒罗伊带领的团队了。前面提到过，勒罗伊是其中一名穿着神秘白套装，参与到马依布2村响应工作中的赴诊医生。虽然他和同事或许没能救治许多（或按东尼·M波什所记，没救活任何人）马依布病人，但那次暴发却改变了勒罗伊个人。他以前得到的培训是免疫学、兽医学和病毒学方面的，1996年以前，他一直在研究另一种病毒（SIV）对山魈（mandrill）免疫系统的影响。山魈很大，是一种像狒狒一样的猴子，红鼻子，蓬松的蓝色颜面轮廓，扭曲的表情，使它们看起来像愤怒而阴暗的小丑。勒罗伊也曾对蝙蝠的免疫机能产生过好奇心。然后出现了马依布2村和埃博拉。
“有点像是命中注定。”我到弗朗斯维尔拜访他时，他这么告诉我。
从马依布2村回到国际医学研究中心，他在实验室里进一步研究过埃博拉。他和一个同事，也和他一样是个免疫学家，研究了从暴发现场取样的血液标本中的分子信号。他们发现有证据暗示一个病人的医疗结果——存活和恢复，或死亡，可能与埃博拉病毒感染量的大小无关，而是与病人血液细胞能否迅速产生针对感染的抗体有关。要是没有抗体产生，那为什么呢？是因为病毒自身以某种方式快速破坏了免疫系统，打断了抗体产生所涉及的分子间相互作用的正常顺序吗？病毒杀人（如现在广泛假设的）是先导致免疫功能失调，然后大量繁殖，引起更具破坏性的结果吗？勒罗伊和他的免疫学家同事，与其他一些合著者，在1999年发表了这个研究，之后他就对埃博拉的其他方面感兴趣了：埃博拉病毒的生态学和进化史。
埃博拉病毒生态学包含宿主问题：各次暴发之间，它藏在哪里？另一个生态角度就是传播：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情况下，病毒从宿主传播到其他动物，如猿猴和人类？提出这些问题是一方面；获得能帮助解答这些问题的数据则更为复杂。科学家怎么研究如此捉摸不定的病原体的生态？勒罗伊和他的团队去了森林，到了离最近发现的被埃博拉感染的大猩猩或黑猩猩尸体不远处，开始大规模抓捕动物。他们在尝试一个假说。埃博拉可能寄居在这些动物中，但哪个呢？常用的大海捞针的比喻不得不用在这里。这真是大海里找针呢。
2001年到2003年之间，勒罗伊团队几次到加蓬和刚果共和国埃博拉受灾区探索，他们捕获、杀掉、解剖、取样了1 000多只动物。他们的猎物包括222只各类鸟、129只陆生小哺乳动物（鼩鼱类和啮齿类）和679只蝙蝠。回到弗朗斯维尔的实验室，他们用两种方法从血样中寻找埃博拉的踪迹。一种方法是用来检测专门针对埃博拉的抗体，在对感染进行反应的动物体内会有。另一种是用PCR（凯莉·沃菲尔德用的类病毒粒子）法，筛选埃博拉基因成分的片段。齐心协力地研究了占收集总量三分之二的蝙蝠类动物，勒罗伊发现了一点东西：三种蝙蝠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证据。
三种都是果蝠（fruit bat），相对较大且笨重，就像澳大利亚包藏亨德拉病毒的狐蝠一样。其中一种，锤头果蝠（Hypsignathus monstrosus），是非洲最大的蝙蝠，和乌鸦一样大。人们猎捕它们做食物吃。但这里蝙蝠和病毒之间联系的证据，虽然很有意义，但却不够确定。16只蝙蝠（包括4只锤头蝙蝠）产生了抗体。13只蝙蝠（包括一些锤头蝙蝠）有一点埃博拉病毒的基因，通过PCR可以检测出来。总共29只，代表整个样本中的一小部分。而且甚至这29只的结果似乎也模棱两可，因为没有一只蝙蝠两种检测方法都呈阳性。16只带抗体的蝙蝠没有埃博拉RNA，反之亦然。另外，勒罗伊和他团队并没有在任何一只蝙蝠体内发现活的埃博拉病毒，其他解剖的动物中也没有。
不管确定与否，当勒罗伊和同事们在2005年晚些时候将这一发现写在论文中时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那是篇很短的通讯论文，一页多一点，但发表在全球最权威的科学杂志之一《自然》中。标题是“果蝠为埃博拉病毒宿主”。内容本身更加谨慎，试探性地说三种蝙蝠“可能扮演宿主角色”。一些专家认为宿主的问题好像现在已经几乎解决了，其他的还持保留意见。10个月后的对话中，勒罗伊告诉我，“关于蝙蝠是宿主，唯一不能确定的是病毒分离。从蝙蝠身上找到活病毒。”那是2006年。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尽管他还在努力。“我们继续捕捉蝙蝠，试图从它们的器官中分离出病毒。”他说。
但是勒罗伊强调，宿主问题，只是埃博拉吸引他的一个角度。他也用分子遗传学方法研究其种系——整个线状病毒宗系的先祖和进化史，包括马尔堡和各种埃博拉病毒。他也想了解病毒的自然生命周期，它们如何在宿主（宿主们）体内繁殖和生存。最终，对其自然生命周期的了解会有助于发现病毒是如何传播到人类身上的：传播的瞬间。这种传播是直接发生的（如人类吃蝙蝠），还是通过中间宿主发生的？“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从蝙蝠到人类的直接传递，”他说，“我们只知道有从死猿猴直接到人类的传播。”理解传播机制，包括季节因素，暴发的地理特点，和使宿主或其粪便接触到猿猴或人类的条件，可能会让公共卫生权威们有机会预测，甚至防止一些疫情发生。但还有个恶性循环：要收集更多数据，就需要更多疫情来提供。
埃博拉很难研究，勒罗伊解释道，因为病毒本身特性很复杂。它极少暴发，通过感染快速发展，几天之内能够导致人畜死亡，每次暴发时只影响几十或几百个人，而且那些人一般都住在偏远地区，离研究医院和医学机构非常远，甚至离他自己的机构国际医学研究中心都很远。（从弗朗斯维尔到马依布2村，走陆路和水路，需要两天的时间。）病毒发作在当地就已经耗尽，停滞不前，或成功地被干预制止。病毒像丛林游击队一样消失。“真是无能为力。”勒罗伊说，表达着一个本来耐心的人的暂时性的无奈和困惑。他的意思是，除了继续努力、继续工作、继续从森林取样、继续在疫情暴发时响应，没有别的可做。没有人能预测埃博拉病毒下次会在什么时候蔓延到哪里。“这个病毒似乎都是自己拿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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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提过，埃博拉病毒在人群中暴发的地理规律是有争议的。每个人都知道规律什么样，但专家就其含义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争议尤其集中在埃博拉病毒上，五种当中唯一一种出现频率、出现的地点在非洲、每次引起的死亡和恐怖都多到能形成需要解释的连续效应。从其第一次被发现到现在，从扬布库（1976年），到坦达拉（1977），到伊温多河上游的金矿营（1994），到基奎特（1995），到马依布2村（1996），到博韦（1996年后期），到加蓬和刚果共和国北部边境（2001~2002），到牧博莫区（2002~2003），到牧博莫复发（2005），然后到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开赛河（Kasai River）最近的两次暴发（2007~2009），埃博拉病毒似乎在中非地区玩跳房子游戏呢。什么情况？这规律是随机的，还是有起因呢？如果有，那起因是什么？
出现了两派思想。我把他们分为波派和粒派，这是我个人对光子的波性或粒性难题的拙劣仿效。如果你记忆力好，能回想起高中物理学到的，17世纪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提出光由波组成，而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说光是由粒子组成的。他们各自都有实验证明自己是对的。大约两个世纪后，量子力学解释了波和粒并不是绝对二分的，而具有难以形容的二象性，或至少是一种不同观察手段所分辨不出的假象。
埃博拉病毒的粒派观点认为它是一种中非森林中相对古老和普遍的病毒，每个人的发作都是独立事件，主要是由直接起因导致的。比如：某人捡到了被感染的黑猩猩尸体；尸体被感染，是因为黑猩猩捡到了一块水果，而这块水果之前被宿主咬过。人类中的后续暴发是由当地偶然性事件引起的，因此每个暴发都代表一个粒子，与其他不连续。埃里克·勒罗伊是这观点的领头支持者。“我认为病毒是一直存在其宿主中的，”他告诉我，“并且有时会从宿主到其他物种间传播。”
波派观点则认为埃博拉病毒并没有长期存在于中非，相反，这是种新病毒。或许从扬布库地区的某个病毒始祖演变而来，之后到达其出现的地方。地方性暴发并非独立事件，而是整个波现象的一部分。病毒在近几十年扩大范围，在新地方感染了更多数量的宿主。这个观点中，每次暴发都代表由更大起因引发的地方事件，这个起因就是病毒波到达了。波派观点的主要拥护者是彼得·D·沃尔什（Peter D. Walsh），美国生态学者，常在中非工作，专门研究生态现象中的数学理论。
当我问沃尔什病毒在哪里且如何传播时，他说：“我认为它从一个宿主到另一个宿主间传播。”另一次谈话是在利伯维尔，这个曾经热闹的加蓬城市，变得宁静异常，是所有埃博拉研究者都要去的地方。“也许宿主数量巨大，不经常迁移。至少，不会把病毒传播得非常远。”沃尔什声称并不知道宿主的身份，但一定是某种数目巨大但相对定栖的动物。啮齿类？一种小鸟？一种非迁徙类蝙蝠？
虽然都不太确定，但两方的证据都是多样的，且具有启发性。其中一种证据是埃博拉病毒不同种系间的基因变异，这是从它们被发现时或在不同时间地点取样到的留在人类受害者、大猩猩和其他动物中的痕迹得出的。整体来讲，埃博拉病毒的突变率可以与其他RNA病毒相比（也就是说突变的速度相对比较快），但在埃博拉病毒和其他种系中检测到的突变对从时间和空间上寻找它们的根源还是非常重要的线索。彼得·沃尔什，与另外两位合著者在200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将这样的基因数据与地理分析结合起来，得出所有埃博拉病毒变种都是从一种非常像1976年扬布库病毒的始祖演变而来的。
沃尔什的合作者有莱斯利·雷亚尔（Leslie Real），来自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德高望重的疾病生态学家和理论家，还有一位聪明的年轻同事，叫罗曼·别耶克（Roman Biek）。他们一起发布了地图、图像和家谱，来说明三种距离间的强关联性：离扬布库的距离英里数，1976年事件时间上的距离，与类扬布库始祖的基因区别的距离。“综合起来，结果都指向一个结论，那就是埃博拉病毒从1970年代中期以扬布库附近为起点，开始逐渐传播到中非地区。”他们这样写道。他们的标题是“埃博拉病毒的波状传播”，如实地说明主旨。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种新的病原体，至少在这些地区是新的病原体。（最近发表的其他证据显示线形病毒可能已经有了几百万年的历史了。）有情况发生，而且是非常近期发生的，使病毒重塑，释放到了人类和猿猴类身上。“这种情形下，明显的系谱结构、暴发日期和离扬布库距离之间的强关联性，以及基因和地理距离间的关系，都可以被诠释为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持续移动波的结果。”他们论述说，该移动波的一个结果，就是猿猴的高死亡率。一些地区的种群几乎灭绝了，如明克比森林、罗西保护区和莫巴贝周围的大猩猩，埃博拉像海啸一样席卷了它们。
波派假设就这么多。粒派假设涵盖许多同样的数据，理解不同，就得出独立传播的版本，而非移动的波传播。埃里克·勒罗伊团队也收集了更多数据，包括在人类暴发点附近采集的大猩猩、黑猩猩和羚羊的肌肉和骨骼标本。在一些尸体（特别是大猩猩的）里，他们发现了感染埃博拉病毒的证据，在不同动物体内的病毒有很小但却有意义的基因差别。同样，他们查看了2001~2003年间一些从加蓬和刚果暴发时收集来的人体标本，识别出8种不同的病毒变体。（这些的区别比5种埃博拉病毒亚种之间的区别要小。）他们提出，这些不同的病毒变体应该放在埃博拉的基因特性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说。病毒变体之间的不同，说明不同区别间的长期分离，而非一个新滚动波到达，因为那应该是更统一的病毒。“这样，埃博拉可能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是整个刚果盆地单独暴发的病毒，”勒罗伊团队写道，暗暗指代沃尔什的假设，“而是由宿主传播的多重偶然性感染。”
我认为，勒罗伊和沃尔什假设的明显矛盾反映了他们相互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可能是由私下沟通、相互之间的竞争，以及他们发表文章中的歧义中产生的。沃尔什所指的，最简单地概括为，是一波埃博拉病毒以感染新宿主或宿主们的方式横扫中非。从他最近在宿主物种问题的成就可以看出沃尔什认为病毒是在各处传播，传到猿猴和人类族群中。那个过程的结果就表征成一系列的人类暴发，与成群大猩猩和黑猩猩死亡巧合，差不多好像病毒席卷中非猿猴群一样。但在利伯维尔谈话中，沃尔什坚持他从未提出过有个大陆大猩猩死亡波，从一群传播到另一群。他解释，他说的埃博拉病毒波主要在宿主群体间传递，而不是在猿猴间传递。猿猴死亡无数且广泛，是的，一定程度上被猿猴到猿猴式传染所扩大，但大规律反映了某一其他种群的动物中有病毒持续不断入驻，这个种群至今未知，是应该与猿猴经常接触的。另一方面，勒罗伊呈上了他的粒子假设“多重独立引入”，作为猿猴群中持续波理念的反向补充，而不是对这里所陈述的沃尔什观点的补充。
换句话说，一个叫：苹果！另一个回答：不是橘子，不是！他们可能都对，也可能都不对，但无论怎样，他们的争论并不是针锋相对的。
所以……光是波还是粒子？量子力学含蓄的现代回答是：是的。那彼得·沃尔什的埃博拉病毒理论对，还是埃里克·勒罗伊的对？最佳答案可能又是：是的。最终沃尔什和勒罗伊合著一文，罗曼·别耶克和雷斯·雷亚尔作为调解人，在他们各自对埃博拉病毒变体系谱（都演变自扬布库）、锤头蝙蝠和其他两种蝙蝠是（较新）宿主的观点基础上进行逻辑整合。但就算是这篇文章也留有一些问题未解决，包括：如果蝙蝠最近才感染埃博拉病毒，那为什么它们不显示症状？
这四位作者的确在其他两个基本点上达成一致。首先，果蝠可能是埃博拉病毒宿主，但不一定是唯一宿主。或许牵涉到其他动物，更加古老的宿主，已经长期适应了病毒。（如果这样，那种生物藏在哪里？）第二，他们同意：死于埃博拉病毒疾病的人不在少数，但死的人没有大猩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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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果西北的莫巴·贝附近追踪无果后，我和比利·卡雷什和大猩猩带路专家普洛斯波·贝罗，以及团队其他成员，乘独木舟顺蒙比利河而下走了三个小时。我们没有取得任何冷冻大猩猩血样，但我还是很高兴有机会过来一看。从蒙比利河下游，我们沿着其中一个支流向上游驶去，由马达船带到码头，然后沿一条土路开向牧博莫镇，2002~2003年在该地区中心的埃博拉病毒暴发中，有128人丧生。
牧博莫就是巴里·休利特在四位老师刚被砍死后到达的地方，在那里他遇到无数居民彼此的猜疑，认为埃博拉是巫术所致。我们停在一家小医院前，一个U型的低水泥楼，圈成一个泥土院子，像个简陋的汽车旅馆。每个房间都很小，像牢房一样，通过一扇百叶门通向院子。我们站在闷热的院子里时，阿兰·奥德扎伊告诉我牧博莫的首席医生，凯瑟琳·艾森艾达可医生（Dr. Catherine Atsangandako）曾在一年前将一个埃博拉病人关在其中一间病房，通过板条缝给他送食物和水，轰动一时。那病人是个猎人，因处理某种形式的野兽肉而疑似感染。他在百叶门内死去，孤独地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但医生严格的隔离措施被大加赞誉，因为这样的做法防止了疾病在更大的范围里传播。
凯瑟琳医生本人今天不在镇上。她强硬手腕的唯一证据就是一个用红字母写的标志：
ATTENTION EBOLA
NE TOUCHONS JAMAIS
NE MANIPULONS JAMAIS
LES ANIMAUX TROUVES
MORTS EN FORET
不要触碰森林中的死动物。
牧博莫有另一个特别之处：它是普洛斯波·贝罗的家乡。我们参观了他的房子，沿着一条窄窄的旁道走进去，然后走过一条长满草的小径，发现一个打扫得很干净的土院子，在一棵棕榈树下他布置了木椅来迎接我们。我们见了他的妻子埃斯特尔（Estelle），和他的许多孩子。他的母亲给我们端了棕榈威士忌。孩子们凑上前来希望得到爸爸的注意；其他亲友聚集起来，见见这些陌生的到访者；我们照了合影。在这愉快的交流中，他们回答了一些不是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们也了解到2003年普洛斯波不在家时，埃博拉袭来对埃斯特尔和家人的影响的细节。
我们了解到她的姐姐、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孩子，都死于那场疫情当中。而埃斯特尔本人也因与那些死亡者的关系而被镇上的人避之不迭。没人愿意卖给她食物。没人愿意碰她的钱。他们所害怕的是感染，还是黑暗魔法，不确定。她不得不躲在森林里。普洛斯波说，要不是他教给她的预防方法，她可能已经离开人世了。那些预防方法是他当时帮助寻找感染动物时，从勒罗伊博士和其他科学家那里学来，即：用漂白剂给所有东西消毒，勤洗手，不要触碰尸体。但现在最糟糕的日子已经过去，在普洛斯波怀里的埃斯特尔是个笑容满面的健康年轻女子。
普洛斯波以他自己的方式记着疫情的暴发，为埃斯特尔的损失和其他的一些事情而哀痛。他给我们展示了一本珍贵的书，像是家庭圣经一般，一本野外植物指南，在书的卷首空页处他写下了一串名字：阿波罗（Apollo）、卡珊德拉（Cassandra）、阿弗洛狄特（Afrodita）、尤利西斯（Ulises）、奥菲欧（Orfeo），和其他近20个名字。这些都是大猩猩，一个他很熟悉的群体，他每天在罗西保护区里亲切地追踪和观察的一群大猩猩。卡珊德拉是他的最爱，普洛斯波说。阿波罗是银背大猩猩。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在2003年疫情暴发时离开了。但事实上，它们并没有完全消失：他和其他寻觅者跟踪了该群的最后足迹，沿途发现了6具大猩猩尸体。他没说是哪6个。卡珊德拉和其他大猩猩是在蝇屎堆里死去的吗？他说，非常痛苦。他失去了大猩猩家庭，也失去了人类家庭成员。
普洛斯波很长时间只抱着书站在那里，打开书，为的是让我们看到那些名字。他对研究人畜共患病的科学家们从仔细的观察、设计的模型和数据中能了解到的信息的理解非常感性化——人类和大猩猩，马和羚羊和猪，猴子和黑猩猩和蝙蝠和病毒：我们都联系在一起。
[4]扎伊尔在80年代分裂为现在的刚果（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刚果（布）——刚果共和国。——编者注
[5]佐罗，美国人民中流传的蒙面英雄形象，他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神出鬼没。——编者注
[6]开膛手杰克，是1888年8月7日到11月9日间，伦敦东区白教堂附近以残忍手段连续杀害至少五名妓女的凶手代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