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医疗机构等需要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病人（以下通称“艾滋病患者”）保密。那夫妻或者情侣一方感染艾滋病病毒甚至已经发病，需要告知另一方吗？近日，四川雅安一法院在一起案件中判决，对配偶隐瞒艾滋病，婚姻无效。

据报道，2020年8月，小月和小杰（均为化名）经家中长辈介绍相识，不久便确定了恋爱关系。2023年2月14日，两人登记结婚。因当时两人正处恩爱之际，小月自认为双方“知根知底”，所以二人均未进行婚前检查。但同年11月，小月意外在小杰随身携带的包中发现疑似抗艾滋病药物。在小月的再三追问下，小杰终于承认自己在2021年8月确诊为艾滋病。小月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二人的婚姻。

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艾滋病不属于直接导致婚姻无效的疾病，但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婚姻关系一方对于患有可能对婚姻生活有重大影响的重大疾病，负有婚前告知义务，不被告知的无过错方可要求撤销婚姻。因此，法院认定小杰未履行婚前如实告知重大疾病的义务，故支持小月的诉请，判决撤销小月与小杰的婚姻。

婚姻双方享有对对方健康的知情权

婚姻是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承诺，它不仅仅是情感的结合，更是责任与义务的融合。在这个过程中，身体健康无疑是关系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婚姻双方都应享有对彼此身体健康的知情权，这一点不仅体现为道德和伦理的考量，也在法律层面被认可。

现代婚姻强调双方自主、自愿，而一方患有重大疾病，可能会影响对方作出是否结婚的决定。尤其是涉及艾滋病等具有传染性、潜伏期长、危害性大的疾病，如果患病一方不如实告知，可能导致另一方被感染，严重侵害其身体健康，甚至会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艾滋病患者享有婚姻的权利，但他们的权利不能剥夺对方对婚姻自主、自愿的权利。如果隐瞒病情，剥夺了对方的知情权，也等于剥夺了对方对婚姻、性的自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婚姻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这一法律规定的核心在于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确保他们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婚姻选择。这一规定，不仅体现了对个人健康权利的尊重，更强调了婚姻中的诚实与透明。以上案例中，法院正是据此做出了判决。

值得警惕的是，“婚后发现配偶患艾滋病”并非个案。近年来，此类事件曾多次被曝光。

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2023年3月报道，王某与李某于2018年5月登记结婚。2021年12月，丈夫李某因涉开设赌场罪被判入狱，狱管人员告知王某，需替李某准备抗艾滋药物。此时王某方得知，李某早在2011年已被确诊患有艾滋病。央视网2021年1月也曾报道，李某与江某经人介绍相识并迅速确立恋爱关系，2020年6月两人登记结婚。婚后不久，江某向李某坦白自己已经身患艾滋病数年。尽管江某表示自己所患的艾滋病已不在传染期内，但李某仍然无法接受。以上两个案例中，王某、李某都向法院提起撤销婚姻之诉，并得到法院支持。

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可以通过法院撤销，但如果一方隐瞒病情导致另一方感染病毒，则是不可挽回的。央广网2016年曾报道，妻子感染艾滋病但对丈夫隐瞒，导致丈夫也感染了病毒。

保密不能以牺牲他人健康为代价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9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这一规定初衷是为了保护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减少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上述央广网报道的案例中，医务人员也正是因为这一规定，对妻子艾滋病检测阳性的结果予以保密，没有告知丈夫。

然而，尊重艾滋病患者的隐私，不能以牺牲他人健康为代价。毕竟，艾滋病具有传染性，主要通过性传播、母婴垂直传播和血液传播。在婚姻关系中，性传播是最常见的传播途径。如果一方隐瞒了自己的艾滋病史，那么在夫妻生活中的每一次亲密接触，都可能成为病毒传播的契机。

艾滋病的潜伏期长，短则数月，长可达15年以上，平均8～9年。在这段时间内，患者可能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和体征，只有通过特异性检测才能确定是否感染。如果一方隐瞒了艾滋病史，那么在怀孕和分娩过程中，病毒可能会通过母婴垂直传播给新生儿。研究数据显示，在未采取任何干预措施的情况下，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为15%～50%，一旦新生儿感染艾滋病，不仅会面临长期的治疗和护理，还可能在成长过程中遭受社会的歧视和排斥，影响其心理健康和未来发展。

《艾滋病防治条例》将告知配偶或情侣艾滋病病情的义务分配给了艾滋病患者，条例第38条规定，艾滋病患者应当履行的义务包括“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然而，《艾滋病防治条例》并没有对艾滋病患者违反这一义务作出任何处罚规定，仅规定艾滋病患者“故意传播艾滋病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述案例充分说明，在没有任何罚则的情况下，指望每个艾滋病患者自觉履行这一义务，是不现实的。

从以上事件来看，若非某些偶然事件让真相显露，或患病一方良心发现主动告知，另一方当事人仍会被蒙在鼓里。那么，他们的权利该如何保障？

保护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是指不将其病情告知给无利害关系的个人、企业等，但不包含有利害关系的婚姻伴侣，因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使得一方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另一方。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还是《艾滋病防治条例》，都赋予了婚姻双方健康知情权。有必要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为患者保密的条款作出调整，规定医务人员可以将患者的病情告知其配偶、性伴侣等。事实上，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制定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已经规定艾滋病患者本人不告知配偶或者性伴侣的，医疗卫生机构有权告知。

但这一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仍然缺乏操作性。医疗卫生机构无法确定艾滋病患者的配偶或性伴侣，也就无法主动告知，即使在被询问时，也只能根据结婚证来确定婚姻关系，对没有婚姻关系的性伴侣，医院无法确认，也只能“为患者保密”了。在这些情况下，没有登记结婚的性伴侣的知情权仍然无法保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患者（包括病毒感染者及已经发病的患者）122.3万例。即使其中只有十分之一的患者走向婚姻，如果婚姻另一方的健康知情权无法落实，将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不仅涉及个人的健康和家庭的幸福，还会影响社会对艾滋病扩散的整体防控成效。

如能更好落实婚姻双方对包括艾滋病在内的重大疾病的健康知情权，艾滋病防治的防线就能进一步前移。强制婚检已经取消，但婚检的必要性不可否认。各地应加大宣传力度，让公众了解，在缺乏对彼此身体健康充分了解的情况下步入婚姻，会带来哪些潜在的危害。更重要的是，要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应该将婚检双方的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对方，不受“为艾滋病人保密”的规定约束。

同时，应加大对隐瞒艾滋病病史的法律处罚力度，而不仅仅是“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尤其对于因隐瞒病情导致配偶感染的案件，应依法严惩，以起到警示作用，让隐瞒病史者付出更大的代价。

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以及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两者之间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艾滋病患者的隐私权，不能大于其配偶或性伴侣的健康权。只有在确保利害关系人知情权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消除公众对于艾滋病患者的误解和恐惧，维护其个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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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舸

责编 辛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