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士认为，除了加大现有的艾滋病防治力度外，农民工防艾问题的根本之道是要给予农民工平等的医疗保障。唯有如此，才能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旧模式。

　　到今天为止，28岁的进京务工人员王为(化名)接受艾滋病干预服务就满3个月了。

　　王为于1998年来京谋生，2002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染毒，后又感染HIV，但直到今年8月才被发现，成为一个艾滋病干预项目的服务对象，并被确诊为HIV阳性。

　　据王为说，因为染上了毒瘾，他能通过项目援助获得清洁的针具交换和相应的服务，控制了通过不洁针具的继续传播，但由于自己是流动人口，在获取治疗和关怀资源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障碍。

　　“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以及生存压力的陡然增加，很容易使这一群体接触到吸毒、不洁性行为等极易感染艾滋病的行为。”资深艾滋病防治工作者万延海对记者说。

　　近年来，艾滋病在农民工群体中的传播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有专家指出，在农村，大规模流动人口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主要载体。艾滋病经由人的体液交换行为来传播，势必与人口流动的规模存在正向关系。

　　然而，流动本身并不是艾滋病传播的危险因素，是人口流动或迁移期间所处的环境和可能具备的危险行为增加了艾滋病的易感性和危险性。

　　农民工正常的性健康权利无法得到满足，加之他们对艾滋病的认识不足，使他们即便面临着疾病传播的危险，也难以杜绝危险行为的产生。

　　一对农民工夫妻在使用针管注射毒品后，随手将针管扔在一旁。他们未成年的孩子顺手就捡起来放在手中玩耍。

　　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所见的这一幕，令万延海至今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