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发布的《浙江省2018年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末，全省共有百岁老人2559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80人。目前，全省最年长者是瑞安市梅屿乡梅底村的姜碎凤老人，今年已112周岁高龄。本报自去年开设《幸福百老汇》栏目以来，已采访报道了我省几十位百岁老人，他们大多生活和乐，仍能自理的也不在少数。

这里面反映的，不仅是生命的延长，更是健康寿命的不断提升。这得益于我省浓厚的尊老敬老社会氛围，但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生命科学的不断进步。

最近，由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的一款治疗阿尔茨海默症新药，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可用于轻度至中度阿尔茨海默症，改善患者认知功能。该药为全球首次上市，为困扰全球的“顽疾”提供新的治疗方案。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邓宏魁研究组、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陈虎研究组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吴昊研究组合作，完成了世界首例通过基因编辑干细胞治疗艾滋病和白血病患者的案例。这次研究突破，燃起了人们攻克艾滋病、白血病等绝症的希望。

日前揭晓的第十二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共有16位科学家获奖。他们中，有的引领全球骨髓移植进入“人人有供者”的医学新时期；有的在世界范围内提高了白血病的治疗水平；有的为抗抑郁治疗带来新曙光……

据新华社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公布了2019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赤道几内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获奖名单，3名获奖者包括了发现青蒿素的我国科学家屠呦呦，在干细胞科学等方面开展创新工作的美国教授凯托·洛朗森，以及来自爱尔兰的凯文·麦圭根教授，他研发的太阳能消毒技术帮助非洲和亚洲等地的人们获得了干净饮用水。

全球无数科研人员在生命科学领域的不断突破，使我们面对疾病不再那么软弱，也使得无数人的生命得以延续。而最可贵之处还在于，也许许多“生命之问”，科研人员终其一生都找不到答案，但仍有那么多人还在坚持、在探索，在不停地发问。

近年来对生命的探索和研究已经走到了哪一步？通过这些研究能让人类走多远？

（一）治艾滋病白血病有新招

理论上癌症也有可能通过基因编辑治疗

近日，据北京大学官微等多方公开报道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邓宏魁研究组、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陈虎研究组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吴昊研究组合作，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标志着世界首例通过基因编辑干细胞治疗艾滋病和白血病患者的案例由中国科学家完成了。

这次研究突破燃起了人们对艾滋病、白血病等难以攻克的绝症治疗的希望。因此，消息一经发布便在网上被刷屏，引起广泛关注。

对此，浙江大学医学院基因组医学专业祁鸣教授说，不仅是艾滋病和白血病，基因编辑和基因治疗的探索，将为很多重大疾病提供新的治疗路径。

两例病人“功能性治愈”

自1981年首次发现艾滋病病毒以来，艾滋病大流行已经致死大约3500万人，全球目前有大约37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之所以成为人类健康的“杀手”，是因为HIV病毒会识别并摧毁人体T细胞。而病毒是怎么“认出”T细胞的呢？不是因为它“看得到”，而是由于T细胞表面“特异性受体”的存在。

1996年，艾滋病研究领域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HIV病毒入侵T细胞的主要共受体CCR5被发现（邓宏魁教授是主要发现者之一）。

那么，如果少了CCR5的帮助，是不是就能阻止HIV的肆虐呢？事实正是如此。

2007年，一名同时患有白血病和艾滋病的“柏林病人”，在接受具有CCR5-Δ32突变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血清中的HIV病毒得到有效清除，实现了艾滋病的“功能性治愈”（即停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后1年病毒不反弹）；2019年，另一个与此相似的“伦敦病人”也论证成功。

适合“干细胞移植疗法”的细胞要从哪里来呢？这项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是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体内有一种发生突变的CCR5基因，这种基因突变可使人体对HIV产生免疫。不过，这种抗HIV版本的基因特别罕见。因此研究人员想到，能不能人工“创造”出这样的“突变”，然后移植给患者呢？

这也正是邓宏魁教授课题组采取的方案。区别于此前两例病人直接移植，邓宏魁及其研究团队致力于使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来打造抗HIV的造血干细胞。但如何在造血干细胞中进行高效基因编辑，一直是临床应用的关键瓶颈。

经过基因编辑后的人造血干细胞，在动物模型中获得成功后，邓宏魁等人又进行一系列的优化。通过原解放军第307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后，研究团队进入临床研究。

把“桥”烧掉阻断病毒入侵

为什么研究的是治愈艾滋病，又跟白血病扯上了关系？

2017年至2019年9月，邓宏魁等人合作成立的研究团队展开临床实验：选取一名艾滋病合并白血病患者，找到合适健康供者后，将正常供者造血干细胞中CCR5编辑敲除，然后将经过基因编辑供者来源的CD34+成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到患者体内。移植后，患者的白血病得到缓解！

浙江大学医学院基因组医学专业祁鸣教授解释：“艾滋病毒进入细胞需要一条桥，这个桥就是CCR5。邓宏魁研究团队就是把这条桥‘烧’掉，来阻断病毒入侵。随后将已编辑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到患者体内，在治疗白血病同时，患者的免疫系统也会对艾滋病毒产生抗体。”

移植后4周，患者白血病得到缓解。为期19个月的临床观察发现：患者白血病持续缓解，短暂停服抗HIV病毒药物后，CCR5基因编辑的T细胞，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HIV感染。经基因编辑后的成体造血干细胞，在人体内长期稳定存在，并未发现脱靶（操作的时候可能会对其他非目标基因进行误编辑）及其他副作用。

关于该项研究的未来，邓宏魁教授表示，要通过各种方法优化基因编辑造血干细胞移植方案，以降低脱靶率，实现100%的敲除效率。

临床应用尚处于早期开发阶段

近些年，人体基因编辑研究主要针对包括地中海贫血症、血友病等重大致命性疾病，且在医学上尚无具有可行性治疗方案的。

目前，应用最广泛、潜力最大的基因编辑技术是CRISPR-cas9技术，也称为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浙江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康利军说，理论上，所有先天性基因缺陷引起的遗传病和基因突变引起的癌症，都可用基因编辑的办法治疗。

“基因治疗的探索，为很多重大疾病提供新的治疗路径，但临床应用领域目前尚处早期开发阶段。”祁鸣说，基因编辑技术还需在精准性、安全性上有更大突破。

同样是基因编辑，同样用于治疗艾滋病，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去年11月，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称，世界首例胚胎干细胞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降生。但他随即遭到全球超过400名科学家公开谴责。

祁鸣说，两者研究对象和目的是不同的，贺建奎的实验是为了预防患病；而邓宏魁研究中，患者已患有白血病和艾滋病，并且其他手段难以见效，其目的是治疗。

“从安全和伦理的角度来说，贺建奎是针对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而邓宏魁是针对体细胞，前者会对后代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可能会对人类基因池带来不可逆的改变，而体细胞基因编辑只及于受体本人，风险相对可控。”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长秋说。

基因编辑是否无往不利？康利军表示，如何有效监管、如何界定并惩戒不良行为，是科学共同体和各国管理部门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二）癌症疫苗来了——

开创免疫治疗新时代

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50年前，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的问世挽救了无数生命。如今，对于癌症疫苗的研究，又让人类向攻克癌症这一“顽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最近有消息称：美国新型抗癌疫苗研发成功！第一例患者已宣布：肿瘤全部清除！

癌症疫苗究竟发展到哪一步？对此，记者深入采访了相关专家。

多种癌症疫苗上市

不少患者已获治疗

专家称，癌症疫苗是癌症免疫疗法中最新的一种治疗方式，它可识别特定癌细胞上存在的蛋白质，阻止癌细胞生长，防止癌症复发，清除治疗后残留的癌细胞。它与直接杀死肿瘤细胞和体内正常快速分裂细胞的化疗和放疗不同，癌症疫苗和其他免疫疗法是通过刺激机体免疫系统发挥其抗癌作用，仅针对肿瘤细胞，减少副作用的发生。鉴于这些特征，癌症疫苗为癌症患者提供了一种更有针对性、更温和的治疗方法，对身体危害要小得多，患者也有望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

目前，已上市的癌症疫苗有两类，一是预防性疫苗，如HPV宫颈癌疫苗。另一种是治疗性疫苗，如Provenge（sipuleucel-T），这是全球首个也是目前唯一获得美国FDA批准的癌症疫苗，治疗转移性前列腺癌，临床研究发现，该药物延长患者平均生存时间为至少4个月，这开创了癌症免疫治疗的新时代。

另外，古巴批准了两种肺癌疫苗，分别是一代疫苗CIMAvax-EGFR和二代疫苗Vaxira；日本融合细胞疫苗也已经获得厚生劳动省的认可，用于各种实体瘤的治疗；日本厚生劳动省官方宣布将DC免疫疗法列入A级先进医疗技术，并已用于上万例晚期癌症病症的临床治疗；德国政府认可的DC细胞制备实验室，运用DC免疫疗法已累积治疗数千名患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多种癌症疫苗已经逐渐进入临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及局限性，这些疫苗尚未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使用。

治疗型与预防性疫苗不一样

据新闻报道，肿瘤全部被清除的这位癌症患者名叫李·默克（Lee Mercker），来自美国佛罗里达，一位健身狂热者。经过检查，她的乳腺癌处于乳腺导管内原位癌（DCIS）零期，癌细胞并没有扩散，意味着疾病处于早期阶段。李·默克参加了梅奥诊所的乳腺癌疫苗临床试验，接受了3次疫苗注射，之后进行了两个乳房切除术，以确保乳腺癌完全脱离了她的身体，也是为了获取组织来证实癌症疫苗的有效性。医生对手术切下的组织进行了检查，发现已经没有存活的肿瘤细胞。在新闻里，被采访的医生提到，如果今后的临床试验顺利，该疫苗有望可以在8年之后获得批准。

“关于该名乳腺癌患者的报道，只是研究中的一个进展，虽然消息给大家带来鼓舞，但远没有到‘成功’的阶段。”省医科院分子医学中心副研究员张衍梅认为，疫苗的出现以及为了安全性考虑的少量试验，不等于这个癌症疫苗就真能治疗乳腺癌，因为有太多药物不能通过临床试验，也有些药物可能上市后被撤回。

对于早期临床试验，只在3个患者中试用，目的主要是测试安全性，如果患者使用之后没有出现安全问题，才可以说临床试验可以继续进行。早期临床试验的成功，也并不等同于治疗的成功。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癌症疫苗都属于治疗型疫苗，与常说的预防性疫苗（HPV疫苗等）完全不一样，并不是所谓的打疫苗能预防乳腺癌。在梅奥诊所治疗的李·默克，实际上在接受疫苗之后，还进行了手术切除。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临床试验中，如果患者不是DCIS，而是早期的乳腺癌，那完全缓解率只有8%。有人认为，这种疫苗的效果，即便由临床试验坐实，也只是锦上添花。

“目前看来，主流的正规治疗还是最佳的选择。”张衍梅说，乳腺癌0期（全名乳腺导管原位癌），目前常规治疗效果就很好。

为什么是乳腺癌疫苗

事实上，目前有很多乳腺癌疫苗的临床研究都在进行中。通过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识别和清除乳腺癌细胞，该策略有别于常规的利用药物杀死或抑制乳腺癌细胞的方法，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同时降低药物的副作用。患者施打疫苗后，疫苗诱发人体产生杀伤性T细胞来抵抗肿瘤和产生肿瘤抗体，肿瘤抗体与乳腺癌细胞结合、标示位置。杀手细胞会按照标示，找到乳癌细胞并一举歼灭。

这种治疗型疫苗，也是在已经检查出癌症之后使用，与常说的预防性的疫苗完全不一样。首先，乳腺癌不像宫颈癌，宫颈癌由比较明确的人乳头瘤病毒hpv的感染导致，因此，针对hpv开发的疫苗有宫颈癌的预防作用。而乳腺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遗传相关的乳腺癌外，没有确凿的导致乳腺癌发病的机理。不少癌症疫苗都是像梅奥诊所的这个研究一样，使用树突细胞（DC）来更有效地呈递癌抗原，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预防型疫苗和治疗型疫苗的主要差别是，以疫苗刺激免疫系统产生能攻击疾病的抗体时是否已经有疾病发生。由于疾病最初出现及病程进展过程中，疾病比如乳腺癌细胞表面的特征有差异，因此应用于预防和治疗的疫苗需考虑乳腺癌初发和乳腺癌进展到一定程度后的特征的变化。比如丹麦的Pharmexa生技公司生产的乳腺癌疫苗，攻击的是HER-2蛋白。HER-2是乳腺癌细胞的特征蛋白，在乳腺癌初发和乳腺癌进展过程中均有高表达，因此，针对HER-2研发的乳腺癌疫苗可能能应用于乳腺癌的预防和治疗。由我国台湾地区研发的多醣体是乳腺癌细胞的另一特征，因此，以多醣体为疫苗同样可诱发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攻击乳腺癌。

（三）浙大教授获“谈家桢生命科学奖”

破除吗啡成瘾 大麻可治抑郁症

作为我国生命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奖项之一，“谈家桢生命科学奖”日前举行第十二届颁奖典礼，共有16位科学家获奖。其中，浙江大学医学院李晓明教授因在神经环路的结构和功能调控及其在神经精神疾病中的作用领域有重大贡献获得“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李晓明教授是浙江大学继李兰娟院士、管敏鑫教授、胡海岚教授之后，第4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

为吗啡镇痛的长期应用提供可能

吗啡，是一种阿片类物质，在鸦片中的平均含量约为10%。吸食吗啡后会产生和鸦片相似的欣快感，但吗啡比鸦片更容易成瘾。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最新发布的2018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阿片类药物在毒品中造成的伤害最大，致死人数占吸毒死亡人数的76%，阿片类药物等处方药物的非医疗使用正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和执法的主要威胁。

另一方面，吗啡也是临床上最有效的镇痛剂之一，但长期服用会产生耐受性，降低吗啡的镇痛效果，并且会使机体对吗啡产生心理以及躯体的依赖性，这些副作用的存在，大大限制了吗啡的临床应用。

为了更好发挥吗啡的镇痛作用，减少和阻断吗啡成瘾的危害，就必须对吗啡的作用机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李晓明教授团队的一项研究发现，激活大脑中一条抑制性神经元通路，可以显著降低对吗啡的耐受和成瘾性，且不影响镇痛效果。

“大脑中腹侧被盖区和中缝背核是脑中两个重要的核团，参与调节情感、认知、记忆以及运动等功能，特别是在奖赏和成瘾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李晓明说，科研人员通过药理学实验发现，反复注射吗啡的同时，激活从腹侧被盖区的头端到中缝背核的抑制性神经元，就可以降低因吗啡注射而产生的欣快感，但不影响吗啡产生的运动敏化和镇痛效果，并且也缓解了吗啡反复注射引起的耐受。

这些研究不仅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大脑中这两个脑区的解剖结构和功能，而且为治疗阿片类物质依赖提供了新的靶点， 进一步为临床上吗啡镇痛的长期应用提供了可能。

医用大麻：抗抑郁治疗的新曙光

抑郁症是一种最常见的精神疾病，目前我们对抑郁症的病理机制仍然知之甚少。临床上对于抑郁症的诊断主要通过患者自述，并且，临床针对抑郁症的治疗药物主要是通过提高脑内化学递质的水平来达到抗抑郁的效果，起效很慢，而且只在20至30%左右的病人中起效。因此，研究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对于其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在长达5年的研究中，李晓明教授团队主要关注一个叫做杏仁核的脑区。杏仁核位于掌管情绪的边缘系统中，在大脑深处，因形状酷似杏仁而得名。杏仁核在下至爬行动物、上至人类的大脑都存在，传统研究表明，杏仁核主要掌管我们的恐惧记忆。但是近些年来研究认为，杏仁核可能参与情绪的编码。

临床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脑中杏仁核体积增大，并且当抑郁症患者面对负性情绪刺激时，他们的杏仁核也被显著激活，提示杏仁核可能参与抑郁症的发病过程。

李晓明教授团队发现，大脑杏仁核存在感知“愉悦”和“厌恶”的两条神经环路。在实验中，表现出抑郁行为的小鼠，其杏仁核“厌恶”环路的突触活动显著增强。而抑制“厌恶”神经环路的活动则可有效克服抑郁症状。

进一步的研究揭示了大麻素受体在这条环路中的重要角色。

“如果把神经环路的突触活动比作高速行驶的汽车，那脑内的大麻素受体就是这辆汽车的刹车系统。”团队成员沈晨杰博士说。

“我们的结果证明大麻素受体对于杏仁核‘厌恶’情绪的表达至关重要，一旦其表达或功能下降，都会导致杏仁核厌恶情绪的过度表达，就好比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无法刹车的汽车，最终酿成大祸。”沈晨杰博士解释，并且，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一款一度被推崇的新型减肥药，也就是大麻素受体的拮抗剂利莫那班，在全球市场被紧急撤回，主要是因为它在减肥的同时还会导致抑郁，团队的研究提供了大麻素受体功能下调导致抑郁症的神经环路解释。

早在千年之前传统医学的经典文献《皇帝内经》中，就记载了古人医用大麻的案例。大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止痛剂，同时对恶心、呕吐也有较好的疗效。大麻的医用史可追溯到5000年以前，可以用于疼痛、呕吐、癫痫等。

那么如果人为给予外源性大麻素，能否起到抗抑郁效果呢？团队在抑郁小鼠脑内注射了人工合成的大麻，发现可以有效地逆转小鼠的抑郁样症状。

“医用大麻用于抑郁症的治疗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的研究提示大麻素受体可以作为一个抑郁症诊断的分子标记物，我们目前已经成功设计并合成了针对大麻素受体的临床用PET示踪剂，正在开展相关的临床研究。”李晓明说。

谈家桢是世界著名遗传学家和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中国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

“谈家桢生命科学奖”2008年由科技部批准设立，每年评选一次，旨在秉承谈先生对生命科学事业的奉献精神，促进生命科学研究成果产业化，激励中国生命科学工作者不断创新。

抗癌、抗病毒、抗肥胖

在生命科学领域 今年我国这些方面有突破

近年来，我国科研人员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

发现“癌中之王”的秘密

我国科学家通过国际权威期刊《自然》杂志上线发表了关于早期肝细胞癌蛋白质组研究领域取得突破的论文，发现了肝细胞癌精准治疗的潜在新靶点。

蛋白质是遗传信息表达的“最后一公里”，蛋白质组是构成生物系统与执行生命过程的功能性实体，是人体表型（生理与病理状态）的直接物质基础。蛋白质组学这一概念提出于1995年，是继基因组学研究之后生命科学领域又一重要研究方向。

“如何准确识别出这群预后较差的早期肝癌患者，并提供有效的靶向治疗，是当今世界肝癌早诊早治剩下的‘硬骨头’。”论文通讯作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院士说。

自2007年到2017年，针对肝细胞癌的化疗药物就只有索拉菲尼一种，这对于此类病人来讲是极度匮乏的。近年来有几类药物在肝细胞癌临床三期研究中已取得良好效果。此外，免疫疗法中的PD-1抑制剂中也有已进入治疗肝细胞癌三期临床实验研究的。

樊嘉表示，虽然新型药物在临床中的应用为肝细胞癌患者带来了希望和曙光，但这些药物均是针对中晚期肝癌病人使用的靶向药物，有限的药物种类和疗效并不能满足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需求。

为此，我国科学家团队另辟蹊径，通过“中国人类蛋白质组计划”，对以肝癌为代表的多种人体肿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蛋白质组分析，初步创立了中国主导的蛋白质组学驱动的精准医学。

“借助患者群蛋白质组学海量数据，我们发现胆固醇酯化酶可用于早期肝癌的分型、预后及靶向治疗，为发展新型抗癌药物提供了重要基础。”贺福初说。

破解大肠杆菌素致癌机制

香港科技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团队破解了人类体内大肠杆菌释放的“大肠杆菌素-645”引致大肠癌的机制，有助推动预防大肠癌的研究。

研究人员介绍，虽然人类肠道中的大肠杆菌可以帮助消化食物和调节免疫系统，但它们产生的大肠杆菌素是一种基因毒性化合物，能破坏真核细胞中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增加患上大肠癌的风险。由于这种化合物浓度低、状态不稳定以及生物合成反应路径过于复杂，科学家一直难以将它复制并找出它损害DNA的机制。

科大海洋科学系及生命科学部讲座教授钱培元带领的研究团队，利用崭新的生物合成方式，成功复制大肠杆菌素基因簇，并发现大量培植相关基因的方法，以进行相关测试和验证。经过反复测试，研究团队最终确定“大肠杆菌素-645”是引致DNA双螺旋结构受损的元凶，以及发现它损害DNA双螺旋结构的机制。

研究人员表示，重组大肠杆菌素的分子骨架，可以为效力强大的DNA分解试剂，例如癌症化疗药物等提供设计和合成基础。

解开人体抗病毒免疫识别“密码”

机体如何精准地发现病毒入侵，并及时启动抗病毒免疫应答反应以清除病毒？这是生物医学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之一。

今年7月，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发表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团队的论文，报道该课题组发现了机体感知与甄别入侵病毒DNA的一种新型天然免疫识别受体（hnRNP-A2B1）。就像“哨兵”一样，该受体分子能够在细胞核内特异性地识别病毒DNA，随后激活天然免疫信号通路和诱导干扰素产生，启动天然免疫应答反应以清除DNA病毒的感染。

这一细胞核内抗病毒“哨兵”的发现，开辟了天然免疫与炎症研究领域的新方向，也为抗病毒治疗与炎症疾病防治提供了潜在药物研发新靶标。

对于机体如何识别外源病原体DNA的分子机制，已有多年研究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目前发现的、能够识别病毒DNA的天然免疫受体，存在于细胞质中，而绝大多数DNA病毒感染宿主细胞后，会进入细胞核内，释放病毒基因组DNA，并在核内进行复制。然而，科学界对于细胞核内是否存在病毒DNA特异性的天然免疫识别分子尚不清楚。

为了筛选能够识别病毒DNA的细胞核内天然免疫受体，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技部等支持下，团队最终鉴定出一种核内DNA天然免疫识别受体。

该研究为天然免疫识别及其信号转导的机制研究提出了新思路，深化了人们对抗病毒天然免疫的认知。

找到新型“肥胖因子”

我国科研团队近日发现一个新的“肥胖因子”，能通过上调脂肪组织的脂质合成基因表达，抑制机体产热，最终引起肥胖及胰岛素抵抗。《自然·代谢》近日在线发表了这项研究成果。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宋保亮教授团队发现，肝脏分泌的GPNMB蛋白，是一个新的“肥胖因子”。其前期研究发现，在肝脏合成脂质能力下降的同时，脂肪组织的脂质合成能力会代偿性上调，这表明肝脏分泌某种“肥胖因子”，促进脂肪组织的脂质合成。

从这个现象出发，研究人员发现了肝脏分泌的GPNMB蛋白能显著加重肥胖程度，增加脂肪组织的脂质合成能力，降低能量消耗，加重胰岛素抵抗。而GPNMB蛋白中和抗体能有效逆转肥胖小鼠的表型，减少脂肪组织重量，降低脂肪组织的脂质合成基因的表达，促进脂肪组织产热，并减轻胰岛素抵抗。

这一研究成果表明，GPNMB蛋白就是一个新型“肥胖因子”，相关系列研究已证明靶向GPNMB蛋白对于治疗人类肥胖和糖尿病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