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桥村，华北平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

但是和周围的村庄比起来，它又是如此的不普通。

它是河南省内，有艾滋病人一百人以上的重点村。

也就是人们经常听到的艾滋村。

在熊桥村，几乎每一个庭院里，就有一个艾滋病人。

每一年，都有村民因为艾滋病而离世。

从2005年村里出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随后十多年的时间内，

有两百多名艾滋病患者相继死亡。

媒体记者，曾经多次踏访过这个村子。

有的人上一年还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下一年当记者再来的时候，

村里可能已经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大多数病人，与媒体的邂逅都只有一次，

因为，那都是最后的一次。

在熊桥村，有一位村民叫熊富贵。

熊富贵说，最多的一次，是十天时间内，死了8个病人。。

那还是早年，相关抗病毒的药物还没有研制出来。

等到后来药物研发出来，有了药吃，

村里的死亡率才慢慢下降。

熊富贵说，在熊桥村，

凡是染上艾滋病的，都是因为卖血。

熊富贵的老伴儿回忆，

村里开始兴盛起卖血的时候，她才37岁。

到2015年，她70岁了。

也就是说，最初开始卖血，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熊富贵说，那时候卖一次血，给四十五块。

要知道，八十年代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

平均也就二十到四十块之间。

更不要说大量的农民，一分钱的工资收入都没有。

所以，一次卖血赚45块，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很值。

“那时候都是卖血供小孩上学。”熊富贵的妻子说。

熊富贵比妻子大五岁，

刚开始流行起卖血的时候，他和妻子一起卖。

再后来，熊富贵和妻子，

因为卖血，成为熊桥村最早感染上艾滋病的患者。

熊桥村人多地少，加上八十年代末，

还没有太多可以外出打工的机会，

卖血，就成了当时很多村民赚钱补贴家用，最为快捷的方式。

然而，当时的很多采血点都疏于监管，

采血的设备和方式，也都非常简陋。

最终的结果就是，艾滋病悄然在熊桥村，

以及周边的区域蔓延开来。

当年辛辛苦苦卖血，就是为了养活全家，尤其是养活儿子。

可到头来呢，熊富贵的大儿子，死于艾滋病。

大儿子的妻子，也同样是死于艾滋病。

如今，当着镜头说起这一切，

熊富贵的脸上，已经看不出任何波澜。

熊富贵一家的遭遇，只是熊桥村的一个缩影，

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其所在地上蔡县的一个缩影。

2001年，国家卫生部门公布了艾滋病疫情。

上蔡县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

全县十三个乡镇中，有八个乡镇的农民，

因为卖血而大面积感染上了艾滋病。

最初，这里的疫情都是通过血液传播。

到后来随着患病者的数量增加，

又逐渐演变成夫妻间的相互感染。

最后，再因为怀孕生子，而形成母婴传播。

很多婴儿，刚刚出生，就成为艾滋病毒的受害者。

在熊桥村，每一座荒芜空荡的院落，

都表明这家人已经死绝户了。

偶尔还有一两个破败的院落里，

孤独地住着一个或者两个老人。

就像熊富贵和他的妻子那样。

儿子儿媳都死了之后，他们一天天老去，也没有任何生计来源。

已经78岁的熊福贵，仍旧和老伴儿一起种地，勉强维持生计。

在熊桥村街头，偶尔碰到几个人聊天，如果他们都是健康人，

这样的概率和幸运，就可以去买彩票了。

熊富贵还有一个小儿子叫熊四民。

但是，他不是那些健康的幸运儿。

虽然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早年和父母、哥哥、嫂子一样，

卖血让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提起过去的事情，熊四民至今记忆犹新。

刚开始有人发现自己患病，有的人自己喝药治疗，各种方法都尝试过。

有的承受不住，选择跳井自杀。

还有一些人，精神饱受摧残，被活活吓死。

很多都是男人死了，妻子改嫁。

自从感染上了艾滋病，熊四民也染上了酗酒的毛病。

2004年夏天，他八岁的儿子因艾滋病去世。

从那之后，熊四民的精神状态，也一天天垮了下来。

每天活在痛苦、不安和惊恐之中，

熊四民也曾想过要自杀。

他无数次回忆起，年轻时候外出闯荡北京的日子。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熊四民是村里最早一批外出打工的人。

那时候，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校食堂工作。

所以，现如今的熊四民一直在唠叨：

假如当年他一直在北京干下去，就不会回来卖血。

假如没有回家卖血，也就不会得病。

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

熊四民因为眼下的处境，还会时不常为自己当年的选择而后悔。

早先一度消沉的熊四民，一直到后来精神状态才稍稍好转。

因为从2004年开始，当地政府开始对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

熊四民和妻子，这才看到了一线生机。

从那之后，夫妻俩打起精神，日常靠着养猪维持生计。

2010年，熊四民用多年的积蓄翻盖了新房。

儿子死了，他还有个女儿。

他想着假如有一天自己和妻子都走了，女儿也有个窝。

这么多年来，熊四民拼命养猪，

也没有让女儿中断学业。

他的愿望就是，活着看着女儿考上大学，看着她走出艾滋村。

村里另一户人家，熊自成的儿子，已经走出艾滋村了。

2002年，熊自成被确诊为艾滋病。

那时候，小儿子熊长东是家里唯一的高中生。

为了能够让儿子顺利考上大学，

熊自成不得不带病外出打工。

四年之后，熊自成因病去世。

又过了两年，小儿子熊长东终于大学毕业。

此后，熊长东在外工作、成家。

按说，此时他的母亲张梅英，在家里的日子应该会好过一些。

可情况却并非如此。

还在2003年，她的大儿子熊长永，也就是熊长东的大哥，也被查出了艾滋病。

熊自成和熊长永，父子之间的命运，仿佛成了轮回。

当年熊自成患病后，为了把小儿子供出去，坚持带病出去打工。

那时候，政府每月发放100元的特别票券，

艾滋病患者，可以凭借这些票券，免费看病用药。

有时候，熊自成把这些票券换成真钱，寄给在外读书的儿子。

作为儿子，熊长东也很清楚，

自己上学花的每分钱，不仅有父亲的血汗，还有他的救命钱。

他没有想过要退学，或者说不敢去想。

因为熊长东很清楚，自己就是父亲，以及这个家庭，唯一的希望了。

换句话说，熊自成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也要把儿子供出去。

2004年，熊长东考上了哈尔滨商业大学。

他也成为了熊桥村历史上，第三个考上大学的学生。

熊长东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家里的老屋因为下雨倒塌了。

熊自成一家，只能暂住在亲戚家。

再苦再难，熊自成也一定要让儿子，踏进大学的校门。

他拿着自己吃药用的票券，借遍了整个熊桥村。

但是，当年上万元的学费，让熊自成有一种无力回天之感。

好在当时有媒体寻访熊桥村，在一些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熊长东终于在那一年走出了艾滋村。

两年后，他的父亲熊自成病发去世，

熊长东最大的遗憾，就是父亲没能看到自己大学毕业。

熊自成用自己卖血和治病的钱，把小儿子送出了艾滋村。

但是，他却无法改变大儿子熊长永的命运。

熊自成去世后，

熊长永和妻子把女儿托付给母亲照顾，

而后夫妻俩一起外出打工。

此刻，熊长永已经变成了父亲。

他的心愿也只有一个，供女儿上学，让她将来也走出艾滋村。

奶奶张梅英也经常对孙女说一句话：

“考上大学，别再过奶奶这样的日子。”

走进熊桥村，每家的情况大都类似。

熊喜堂的妻子魏银环，当年因为卖血，也感染了艾滋病。

为了照顾妻子，这些年来，熊喜堂外出打工的日子越来越少。

熊喜堂说，妻子开始发病后，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

这样的生活，熬过了一年又一年。

2015年，熊喜堂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在上高中了。

看着两个孩子，熊喜堂既满怀希望，又寝食难安。

和已经去世的熊自成，以及还活着的熊长永一样，

熊喜堂的愿望，也是把孩子供上大学。

为了给两个孩子攒学费，

妻子魏银环的病只要稍微好些，他就外出打工。

尽管熊喜堂自己有恐高症，

但在工地干活，他都是一直在做需要高空作业的活儿。

因为这样赚的比较多。

熊喜堂说，第一次害怕，但后来也就豁出去了，爱咋样就咋样吧。

孩子要上学，妻子要看病，害怕和胡思乱想没用。

熊喜堂的两个孩子，都在县城读书。

平时，他们很少回家。

在孩子眼里，母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从小学到高中，父亲外出打工，

都是母亲一直在照顾孩子们的生活。

如今，无论是熊长永的女儿，

还是熊喜堂的两个儿子，

他们就像十多年前走出村庄的熊长东一样，

再次肩负起了父辈的梦想和愿望。

所不同的是，在他们的希望和命运中，

还掺杂交织着艾滋病。

不发病的时候，艾滋病看起来和常人无异。

可一旦发病，即使现在有了抗病毒的药物，

这些患者的生命，也都进入了倒计时。

对熊桥村的艾滋病患者来说，

身体承受的痛苦，或许还是其次。

外界对他们的孤立甚至是歧视，

应该比疾病本身所造成的痛苦，还要让人难以忍受。

年老的病患，在一天天的死去。

年轻人渐渐离开，村里又渐渐长出了一茬又一茬的新人。

熊自成的坟，就在熊桥村外的庄稼地里。

今后，熊福贵和妻子，以及小儿子熊四民，

他们也会被埋在这里。

当上一代的艾滋病患者一个个的离去，

当他们全部入土，

曾经因为艾滋病带给村子的恐慌和不安，也会渐渐消散。

人们或许会庆幸，这样的苦难，终究会过去。

可是，面对那一个个因此而逝去的生命，

尤其是走近他们，展开他们曾经的生活画卷，

你还是会发现，因为艾滋病带来的命运轨迹的改变，

还是深深烙在了熊桥村的记忆深处。

这是他们的苦难。

但社会对他们的凝视，

却不能也不应该，仅限于苦难之上。

文|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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