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28日，闷热。太阳还没有出来，城市已经明亮起来。在江西省南昌市一条偏僻的小巷里，晨练的人们突然发现一具干瘦的死尸，有人拨打了110，警察很快过来，用装尸袋运走了尸体。
他就是目前在南昌市 公安局公交分局登记在案的最年轻的“艾滋小偷”熊日华，病魔就这样在一个平常的日子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
熊日华出生在南昌市附近的农村，因为家庭贫困，十几岁就开始到南昌市和“小混混”凑在一起。那些“小混混”大都是吸毒的，没多久，熊日华也染上了毒瘾。开始是吸，后来是注射，毒瘾发作时一时找不到干净的针管，就和其他的人共用，结果感染了艾滋病毒。吸毒，又感染了艾滋病毒，他的身体抵抗力急剧下降，不出几年艾滋病就开始发作。
南昌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宣传科的余科长至今仍记得熊日华被抓来时的情景：“那天他就在我的办公室，最初并不知道他有艾滋病，他主动撸起裤腿给我们看，我当时的感觉是触目惊心。他的小腿严重溃烂，流脓流血。刚刚待了10分钟.他就蹲下去说：‘不行了，难受。’看到桌上一只茶杯里有水，就抓过杯子，从裤腰上摸出—只装有一粒药丸(毒品)的瓶子，把杯子里的水倒进去狠狠地摇。我看他难受，就说带他去医务室。刚走几步，他从腰间拽下一个注射器，吸满用茶水融解的毒品就用力往手臂上扎，很吓人。当时我就想，他可能活不长了。”
余科长不幸言中，熊日华就这样在城市的角落里，悄悄地走完了他短暂的生命历程。
面对一个只有几个月生命的“艾滋小偷”，记者听到了他内心的忏悔
当一个“艾滋小偷”在面临着死亡时，他的心理状态如何呢？按照公交分局提供的线索，记者走进了位于南昌市八一桥附近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了南昌目前病情最严重的“艾滋小偷”陈亮。据警察说，他可能活不过今年。
这是个阴暗、狭窄的小屋，屋里凌乱不堪，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记者努力抑制住那种翻涌而来的反胃感觉，才使自己不至于吐出来。
陈亮躺在床上，衣衫不整且肮脏不堪。面对记者的到来，他显得有些漠然，只看了一眼，便又闭上眼睛。大约过了十分钟光景，他睁开眼：“你怎么还不走？”“想陪你坐会儿。”记者说。“你什么都不用问，我什么也不会说，反正我是一个快死的人。”说着，陈亮又闭上了眼睛。
听警察介绍，三十多岁的陈亮从小家境不错，父母都是生意人，陈亮年少的时候并没有因为家境好而养成好吃懒做的习惯，相反，他觉得要靠自己做生意挣钱。成年后，陈亮用父母给的本钱养鸽子、宠物狗，—年能挣五六万元。
在南昌，一年能挣五六万元，日子可以过得有滋有味。但是陈亮不满足于现状，觉得养狗、养鸟实在太累人了，依靠父母又觉得没面子，有什么办法可以挣钱快又不累人呢？陈光想到了偷，偷一部手机，好歹也能卖个200元钱，一天偷两部，—个月就有上万元的收入，来钱又快又轻松。陈亮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小偷生活，而且出奇得顺利，“入行”一年竟没有被抓过一次，收获最大的一次得手几千元。
有了闲钱的陈亮，开始谈恋爱，最初两个女朋友，他都不是很满意。第三个女朋友甚合陈亮的心意，他觉得自己很爱那个女孩，可是那个女孩觉察到陈亮在“小偷行业”谋生时，马上离他而去。
失恋后的陈亮痛苦、烦闷，他早就知道很多同行吸“白粉”，他也知道“白粉”的危害，但是他还是吸了，因为同行告诉他“白粉”能使人忘记一切痛苦。失恋的痛苦是忘掉了，被毒魔控制的痛苦却刚刚开始。陈亮只知吸毒会上瘾，但不知道一旦沾上毒品，对毒品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大，而且从吸发展到注射。由于注射毒品时借用了其他“粉友”的注射器，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随着对毒品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光靠偷窃已不能满足吸毒的需求，陈亮就向家里要钱。开始家里还给他钱，后来父母被折腾得倾家荡产，几次送他去戒毒所都不成功，又看他感染上了艾滋病毒，就放弃了他。陈亮从家里搬出来后在八一桥附近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每天靠偷窃活命。
这种朝不保夕的小偷生活加重了他的病情，今年开始，他的身上开始出现溃烂，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就更加疯狂作案，只要能跑得动，他就出去偷，而且胆子越来越大，以前见了警察躲得比兔子还快，可现在他反而冷冷地盯着警察，那挑衅的目光似乎在告诉警察：“你来抓呀，我反正快死了！”
警察抓过他几次，他都主动露出溃烂的身体，说：“我有艾滋病，我快死了。”警察也就无可奈何地把他放了。对于一个将死之人，警察除了把他偷的东西归还失主，又能怎么样呢？
现在他偷得少了，因为他感到身体已越来越没有力气了，死亡在一步步走近他。
记者见实在无法打开他的内心，只好作罢，站起身准备离开。他却说话了：“你想问什么呢？”记者忙问：“假如让你重新开始，你还会做小偷吗？还会吸毒吗？”他惨淡地笑了：“世上有回头路吗？没有了。”“你还想念那个女孩吗？”陈亮的脸突然阴冷下来：“你走吧。”
记者知道触及了他内心的痛处，原来他并没有麻木。
走出阴暗的小屋，外面是亮得刺眼的阳光，只可惜年轻的陈亮也就只能看到几个月的阳光了。
看着几个“艾滋小偷”堕落的片断，记者的心变得沉重起来
片断一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毁了他的一切
付河家境不好，从小就在外面混，虽然讨了个姿色不错又贤惠的老婆，仍改不了在外面混的毛病。偶然一次，他看到其他的“混混”都在喷云吐雾，付河知道他们在吸什么，忍不住也吸了几口，谁知呕吐不止。可是第二天他却非常想念让他恶心、头昏的“粉末”，他向朋友要了一点，弹在烟里。这回找到了感觉，从此不能自拔。
妻子见他吸毒，苦口婆心地劝，没起作用，一气之下决定和他一起吸。一个人吸毒经济上都难以承担，更别说两个人了。付河有了“白粉”
不让妻子吸，一个人“独享”。他那没有经济来源的妻子决心戒毒，可是到戒毒所是需要钱的。她听说只要坚持一个星期不吸，就可戒毒，于是她把自己关在家里戒毒，结果在毒瘾发作的过程中自残而死。
妻子死后，付河没有太多的悲痛，他的毒瘾越来越大了，他要想方设法弄钱。付河开始偷窃，每天偷窃所得勉强够买“白粉”。感染艾滋病毒是他意想不到的，他没想到共用针管会感染艾滋病毒。是别人借他的针管，他不知道那人有艾滋病，当他知道后，自己已经染上了。染上艾滋病，他也没多大痛苦，因为他知道就是不染上艾滋病，像他这种吸毒的人也活不了多久。如今，付河已经骨瘦如柴，稍微跑动一下就大汗淋漓。
片断二逆反心理让他迷上偷别人东西
魏基龙的故事非常典型，他在家是独子，爸爸妈妈包括他自己都在一个效益很好的单位。从小不缺钱花，父母对他很娇惯。也许正是放纵式的娇惯，使他养成了逆反心理，容易得到的东西不想要，偏偏想要那不容易得到的别人的东西，尤其偷来的东西用起来更是舒服。魏基龙从小就有小偷小摸的习惯，家里知道他的劣习，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8岁以后，魏基龙已在“小偷行业”小有名气，成为某一地盘的小头头，那一带的小偷都归他管。他就是在那群狐朋狗友堆里染上了毒瘾，很快因共用针管感染上艾滋病。
他在吸毒并染上艾滋病之前，每次出去偷窃都穿着品牌服装，打扮得很时髦，偷来钱喜欢买高档衣服。感染艾滋病毒之后，每天要五六百元开销，哪还有钱买衣服？现在魏基龙出来偷窃都穿得很破旧，面对警察也不再躲躲闪闪。
片断三“你有艾滋病，警察就不敢抓了”
2003年11月，南昌警方抓到一个叫张平的“艾滋小偷”。他在公交车上偷窃时，被警察抓了个正着。被抓住时，张平威胁警察说：“你们别抓我，我有艾滋病！”后来证实张平果然有艾滋病，最后警方将张平偷到手的100多元还给失主，就将人放了。
审讯中，当警察问他如何感染艾滋病，他的回答让警察大吃一惊：有同伙告诉他，“你有艾滋病，警察就不敢抓你。”
张平只有25岁，因为打工挣不到几个钱，听老乡说做小偷来钱更快，就随一帮老乡流窜到杭州、武汉作案。在一次分散作案时，张平被警察抓住了，关了半个月，罚了500元才被放出来。张平便有些心灰意冷，准备回乡打工算了。同乡对他说：“别回去，只要你有艾滋病，警察就不敢抓你。”张平就真的让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他把艾滋病证明随时放在身边，警察一抓他，他就把证明拿出来，这一招还真管用。谁知好景不长，杭州、武汉都开始抓“艾滋小偷”了，他便逃到南昌，谁知南昌警察也敢抓“艾滋小偷”。
警方的尴尬：抓住“艾滋小偷”却只能把他放了
对于这些携带艾滋病毒的扒手，警方显得非常无奈。
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来到杭州市古荡区一家超市门口进行街头反盗窃行动。
“其实，我们对‘猎物’的一切情况早已了如指掌，他们大多租住在附近民房里；活跃在这一带的吸毒者有十几名，因共享针头吸毒而感染了艾滋病；他们每天晚上出来偷东西，然后买毒品。”
一位警察告诉记者：“我们经常这样跟着他们，一直等他们正在行窃时，把他们抓住，将东西归还失主。然后，放了，没办法。”警察双手一摊，无奈地摇摇头。
这些人在被抓时也从来不反抗，“因为他们知道抓了之后我们还得放他。”
携带艾滋病毒的违法犯罪分子应该怎么处置？这位警察说，他第一次抓到携带艾滋病毒的小偷后，“我们报防疫站，他们登记完就走了。我们问，人怎么办？防疫站说他们不要。我们也没敢把他们关起来，那么多人关在一起，如果他把别人感染了，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从某个角度看，警察与艾滋病扒手的故事更像是一个黑色幽默，我们每天跟这帮人打游击，抓进来，帮事主拿回物品，然后放人。”说此话时警察一脸的无奈。
警察的无奈助长了艾滋小偷的嚣张。在感染艾滋病以前，他们见到警察溜得飞快。感染艾滋病毒后，在公交车上看到反扒警察他们一点也不慌张。当然，他们也不敢当着反扒警察的面作案。他们通常把艾滋病材料(复印件)带在身上，警察一抓他们，他们既不反抗，也不逃，而是把艾滋病证明材料拿出来。
艾滋小偷如此有恃无恐，就是因为目前还没有有效的办法来约束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法律的空白。按照有关法规：小偷一年被抓到四五次，不管金额大小都可以判刑。但艾滋病小偷法院不处理，罚款也罚不到钱，更没地方关。
南昌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的余科长说：“我们也很想将他们关起来，他们在社会上流窜是个很大的危害，既吸毒，又有艾滋病，两种东西—旦传染他人，都是致命的。可是关押是一个最大的困难，总不能将他们和其他身体健康的犯人关在一起。即使有地方关押他们，还需要经费给他们治病。吸毒人员感染了艾滋病毒，熬不了多久，艾滋病就会发作，总不能看着他们发作而不给他们治疗吧，但是钱从何来呢？”
当社会面对某一问题感到尴尬时，那肯定是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警察的尴尬在于这些“艾滋小偷”无地方可关，即使有地方关，也缺少必要的经费为他们治病，因此只有把他们放了，让他们流落于社会，让他们自生自灭。
说穿了，警察的尴尬就在于钱的尴尬。比如说建一个专门关押“艾滋小偷”的监狱要几十万元，收监一个艾滋病犯人一年的医疗费用要10万元等等，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吗？说到底，还是没有对这个问题重视起来，没有认识到这些“艾滋小偷”流落社会带来的危害。
事实上，许多城市已经行动起来。比如杭州，今年3月两会期间，一位来自政法系统的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关于切实重视解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吸贩毒违法犯罪人员收容治疗问题》的议案，建议在杭州建立收治这类人员的工作机制，对这类因患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而难以执行劳改或劳动教养的人员进行封闭式集中收容、观察、治疗。另据了解，温州也已开始筹建一个专门收治传染病的违法犯罪人员的医院。武汉市公安局也在郊外专设关押点收押了首例被刑拘的艾滋疑犯，花费了7万元。
但这样做真的能解决这一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吗？这也许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权宜之计吧。
艾滋小偷问题仅仅是社会问题掀开了一个小角，整治的路还长。